一道中国历史论述题,帮我～中国传统史观把“女祸”视为朝代衰亡的因素,这看法是否恰当?试以夏代,商代及西周的案例加以讨论.不少於300字～问题就是这样,帮我!如果是反方的话,请不要变

一道中国历史论述题,帮我～中国传统史观把“女祸”视为朝代衰亡的因素,这看法是否恰当?试以夏代,商代及西周的案例加以讨论.不少於300字～问题就是这样,帮我!如果是反方的话,请不要变
一道中国历史论述题,帮我～
中国传统史观把“女祸”视为朝代衰亡的因素,这看法是否恰当?试以夏代,商代及西周的案例加以讨论.不少於300字～
问题就是这样,帮我!如果是反方的话,请不要变成男女之争!

一道中国历史论述题,帮我～中国传统史观把“女祸”视为朝代衰亡的因素,这看法是否恰当?试以夏代,商代及西周的案例加以讨论.不少於300字～问题就是这样,帮我!如果是反方的话,请不要变
历代王朝衰亡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呢?有很多人都说周朝的灭亡是因为褒姒的妖媚迷惑,褒姒一笑才真是“倾国倾城”居然可以令周幽王如此死心塌地,还有些言情小说中写把周幽王与周朝的灭亡都归集于褒姒魅惑.如果要公平的说,周幽王也是人,为什麽别人可以有正常的感情,他就不能有呢?后宫佳丽是很多,但是真正爱上的只有褒姒.周王朝及其他得王朝的败亡,有很多末代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王朝的败亡真的该全归集于这些人吗?诸侯的反叛真的是为了这个简单的原因?
其兴也浡”,“其亡也忽”：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律 事情的起因,发生在将近60年前：
一、“其兴也浡焉”与“其亡也忽焉”
1、“‘其兴也浡焉’与‘其亡也忽焉’”的出处
《左传》庄公十一年,鲁国大臣臧文仲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淳)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夏禹和商汤这样的先古圣王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每每责罚自己,国家因此勃然兴盛；而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昏暴之君在出现政治失误时总是归罪于人,政权于是迅速灭亡.
商汤罪己,在《尚书·汤诰》中有记载.商汤灭夏后,不敢自满,仍然兢兢业业.他向臣民宣告：“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表现了严于自责的政治责任感.
桀、纣罪人,历史也有记载.《尚书·汤誓》记载.夏桀荒淫无耻,有大臣劝谏他.他不仅不听,反而大言不惭地说：“天之有日,犹吾主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他的人民听到后,指着太阳喊：“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两个暴君荒淫无道,却自恃统治权力万无一失,肆意残杀敢于进谏的忠良,这就注定了他们迅速走向灭亡的命运.
这里“罪己”、“罪人”两种方式是和“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两种结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2、“罪己”的结果是“其兴也浡”
自前221年秦朝实现“大一统”到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先后共存在过62个正式的王朝,实际上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比较辉煌成就的朝代有,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几个王朝,统治天下的时间都在200至300年左右.
在我国2132年的大一统的封建统治中,没有一个皇朝在建立的初期不是生机勃勃.虽然经过战乱,生产力有待恢复,但君臣上下一致,“其兴也浡焉”.
比如西汉.经过了长达254年的战国时期,虽然有秦的短暂的统一,但秦统一后,全国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楚、汉相争又打了3、4年,所以西汉立国之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连给天子拉车的马都配不成一种颜色.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萧何等人的意见,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春秋时期实施十一税制,汉初对农民“十五而税一”,对地主和官僚不收税.经过三代皇帝的坚持,用了30多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的国力达到极盛,“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乘悖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参加聚会的人如用牝马拉车,都被人所耻笑,甚而被拒之于门外.这与汉初,给天子拉车的马都配不齐相同的毛色,将相外出只能乘坐老牛车的情况比,何啻天壤!“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汉代疆域和势力范围,在东至大海,西达新疆,南至越南北部,有很大的扩张.
“罪己”,才可能听的进逆耳的忠言；“罪己”,才可能看到真实的情况；“罪己”,才可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罪己”,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罪己”的结果是“其兴也浡”,人才能进步,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3、“罪人”的后果是“其亡也忽”
作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寿命短的是秦王朝和隋王朝.秦王朝倏然而亡,不是生产关系桎梏生产力的结果.秦王朝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秦王朝倏然而亡,也不是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结果.秦王朝的国家机器有力地保护着封建的生产关系.
秦王朝之所以由浡然而兴到忽然而亡,这种大起大落的过程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君王不能罪己而罪人,错误的判断自己的能力,错误的判断客观实际,放纵自己的欲望,某些残暴政策的雷厉推行及个别阴谋家篡权导致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内兴攻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阊左之戍”,提高赋税,税率高达50％；加重徭役,股劳役之人占居民半数以上.为了确保赋税收入及劳役到位,秦朝还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以之督催.例如,在《徭律》中明文规定： “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意思是出徭役的人迟到三至五天,要依法遭到痛斥；迟到六至十天,依法罚一只盾牌；迟到超过十天以上,要罚一副铠甲.而到了秦二世时,对迟到的服役者加重处罚,依法处以极刑.高赋税,重徭役,严刑峻法,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流民大增,土地兼并严重,“男子力耕,不足粮镶；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终致“海内愁怨,遂用溃畔”,强大的秦王朝很快便陷入衰落的困境,土崩瓦解了.
以秦始皇的精明,他的小儿子秦二世却十分昏愦.有名的典故“指鹿为马”,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日：‘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隋朝的迅速兴起和突然灭亡,也是这个道理.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9年正月,俘获陈后主,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由西晋末年以来分裂270余年的局面.由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得统一后的隋王朝很快便繁荣昌盛起来.
隋炀帝杨广,靠阴谋手段骗取父皇母后的信任,中伤兄长太子杨勇,从哥哥手里抢来了太子的桂冠；不久,又害死父亲,抢到了皇帝宝座.隋炀帝继位之初,隋朝国力十分强盛.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帝国达到了富强的顶峰,人口达4600万,田地增至5585万顷,有190个郡,1200个县,疆界东西宽4650公里,南北长7407.5公里.国土辽阔,威震八方,少数民族内附,各国前来朝贡,可谓盛况空前.可是,隋炀帝扬广干了些什么呢?
杨广称帝后,进行残暴的统治,毫无节制的纵欲；恣意的挥霍.隋炀帝杀人不眨眼,继位不久,就将哥哥们害死,还将大功臣高颖、贺若弼置于死地,就连帮助他夺取皇位的张衡也不放过.朝臣薛道衡擅长作诗,名句“空梁落燕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对此,隋炀帝十分嫉恨,以 “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为名,将薛道衡处死.事后,隋炀帝居然幸灾乐祸地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他在洛阳大修宫室,仅西苑一处便占地200里.开通大运河后,沿河修离宫40余座.他南巡的龙舟高4.5丈,长200丈,共4层,仅中间两层就有120间房间.他南巡时动用苦役8万人.
他连年用兵,动辄征调兵役徭役数十上百万,大业八年（612）征高丽,30多万先锋部队因断了粮草,又中了埋伏,生还者仅2700人!
正是隋炀帝一手造成了隋朝的衰落,内乱外患频仍,天灾人祸相连,“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最后,终于陷入“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众叛亲离的困境,成为独夫民贼,落得个“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的可悲下场,在历史上写下了空前悲惨的一章.
“罪人”,势必远贤臣而亲小人；“罪人”,势必听不进逆耳的忠言；“罪人”,势必造成私欲的恶性膨涨；“罪人”,势必对客观形势错误估计.“罪人”的君王下场大多不妙.
纵观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不难发现它们都无法摆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支配.而每个朝代的盛衰兴亡,又大都与其统治者的“罪己”、“罪人”有关.
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是决定王朝盛衰兴亡的关键
对历代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考察,可以看到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民心的向背.古人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代王朝盛衰兴亡演变史颠扑不破的规律.
1、“民以食为天”
那么,“那么民心何在”?在古代,“丰衣足食”是人们的理想,“吃饱穿暖”是人们的愿望.《孟子》里有一段话说明了这个问题：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战国时候,魏国的李悝作过一个计算：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五口,治田一百亩.每亩出粟二石半,全年收获为一百五十石.土地税十分之一,除去十五石,尚有一百三十五石.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九十石.一百三十五石除去九十石,尚存四十五石.每石值钱三十文,剩余四十五石共值一千三百五十文.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三百文,可以作为家室用度的为一千零五十文.衣服每人应费三百文,五口共为一千五百文,不足四百五十文.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税又不计.
李悝补救之策是由政府襄助出粜谷物.当粮食在市场剩余时由官方收购,不足则官方抛售.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再的被仿效.
这样,设法让人民吃饱饭,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遇到灾荒年头,能有一碗稀饭,以得活命足矣.所以,有一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这就是那时候的民心了.
2、“得民心者得天下”
唐太宗是-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皇帝.他经常和大臣讨论历代王朝的兴亡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屡次引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语警诫大臣和太子.这成为历代君主治理天下的至理名言.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实行租庸调制度.税法规定,每个分得田地的男丁,每年向国家交纳地租20斗粟或30斗稻；每丁每年为国家服20天劳役；每丁按当地出产,每年向国家交纳绢2疋、绫2丈,据有的史学家统计,只占人民总收入的1／40.而且,免税的人也很多,如九品以上的官吏、贵族、官学生、鳏夫、寡妇、孤儿、奴仆等等.租庸调制度的实行,对缓和隋末农民大起义以来的尖锐社会矛盾、抑制土地兼并、恢复生产力、发展生产均收到了显著效果,可以说,“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与这一赋税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西亚的大片土地并入唐帝国的版图,已达巴尔克什湖南岸.
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也如此.清兵入关后,统一了全国,鉴于明朝苛捐杂税引起人民反抗的教训,顺治皇帝下令免除三饷加派,订定《赋役全书》,减轻农民赋役负担.康熙皇帝于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颁令,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皇帝于五年(公元1727年)在全国实行丁银并入田赋的摊丁入地制度,没有田产的人,终身可不纳赋税,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使得衰落破败的封建经济复兴起来,紧接着使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极盛时期,北至库叶岛,西至巴尔克什湖西北角南端,全在我版图范围内,为我国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号为大清帝国,可谓有名有实,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又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昌盛的时代.康雍乾时代的清王朝,在当时全球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国.
3、“失民心者失天下”
前面我们介绍汉代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国家到了兴旺的顶点.汉武帝“罪人”,致使国势衰落.他的儿子汉昭帝、孙子汉宣帝为了挽救衰落之势,大刀阔斧地减免缓征赋税,减轻徭役,与民休息,才使得“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西汉王朝才出现了转机,汉宣帝被誉为“中兴之主”.但不到80年,汉朝衰亡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浪潮中.
唐朝的灭亡也如此.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百余年的时间,发展到了自己的顶点.随着唐朝政治趋于腐败,租庸调制度难以实施国家也就衰落了.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全国户数为891万多户,不交纳赋税的户数竟多达356万多户；全国人口为5291万多人,不交纳赋税的人数高达4470多万人.租庸调制度已近乎名存实亡了.国家收不上赋税,农民的负担却未减轻,社会财富被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鲸吞.土地兼并激烈,农民破产,背井离乡,辗转沟壑,社会衰相已成,“盛唐气象”被“安史之乱”一扫而光.“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大唐帝国名存实亡,在内忧外患中苟延残喘,维持了百十来年.
清朝同样如此.“康乾盛世”极盛期,就是乾隆中后期,苛捐杂税日益增多,除了田赋以外,还有盐课、关税、茶税、渔税、牙税、当税、契税、落地税等名目.乾隆三十六年 (公元1771年)税收高达4350多万两,比顺治末年多收1790多万两.嘉庆、道光年间,苛捐杂税更为惊人,一方面是横征暴敛,一方面是扩大特权,大量免税,造成民不聊生.从“康乾盛世”结束到清朝灭亡,也是百十来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是决定王朝盛衰兴亡的关键,“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三、对于周期律的认识
历代王朝之所以无法摆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支配,从根本上说来,是因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初期,可能是生气勃勃的,是很有作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他们所固有的剥削阶级的劣根性或快或慢必然要滋长,阶级矛盾也会日益发展乃至激化,结果他们的统治“其亡也忽焉”也就不可避免了.
西汉王朝统治了210年,因为接受了秦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实施了发展生产的正确政策,用了30多年的时间,出现了“文景之治”,又经过70多年的发展,达到了极盛阶段.这大约共是100余年的发展期.但是,盛极必衰,又过了一百年多一点,西汉灭亡了.
唐朝也是这样.唐有天下295年.唐太宗李世民实施"租庸调"制,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几年时间,实现了"贞观之治",以后虽然有波折,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又实现了"开元盛世".大约用了130年,发展到了极盛阶段.同样盛极必衰,大约160年之后,大唐王朝也灭亡了.
清朝也遵循这一规律.从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央政权,到康乾盛世,直至发展到极盛阶段,大约用了140多年,以后走了下坡路,到灭亡不过100余年.实际上,乾隆皇帝1800年春天死去,40年后,1840年6月鸦片战争的炮声响了；又过了72年,1912年2月12日,又是一个春天,满清皇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宣布退位了,其间不过112年.
封建专制制度,其本质是保护地主阶级归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对于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皇帝的君权根本没有监督制度,只有两种限制的办法.一是要求君王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动克制自己的欲望.《论语》有“克己复礼为仁.”；二是听取臣下的谏言.所以,一般开国的君主,或是平定大乱之后的君主,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作到这两点.而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可以实施归农民的让步政策.因此,“其兴也浡焉”,国家兴旺起来；天下太平日久,水“亦能覆舟”的教训就全然忘掉了,败家子由此而产生.剥削阶级的劣根性便暴露无遗了,“其亡也忽焉”,就不可避免了.
剥削阶级的劣根性主要表现有那些：
1、私欲膨胀,聚敛财富.
在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财富就是土地了.以明、清为例：
皇帝带头兼并土地,皇宫庄遍及全国,占地面积剧增,至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皇帝的庄园共占地37595顷46亩,比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15年间)时皇庄的面积增加了3倍,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又过了7年),皇庄面积增加了5倍多.而到世宗嘉靖初年（1522年）,皇庄“数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10倍矣”皇帝带了头,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人人争先恐后,大有劲头.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户部统计,仅各藩王的牧场一项就侵占”民人庄宅田地共三干余顷”.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贵戚汪泉一人竟然霸占官民田地16320余顷之多”,而前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黄珐“所求非无主空地”,一个人就兼并土地400平方里.嘉靖朝奸相严嵩也大肆兼并土地,“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万历时,曾任过内阁大学士的徐阶,在苏州、松江地区,“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就连扬州地主赵穆某年一次就“逼取民田三千余亩为己业”,其它地方倚势恃强鱼肉百姓,侵夺民田的大地主也比比皆是,如“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细良失业”.占田千亩的地主,所在多有,甚至占田数万顷的大地主也不乏其人.
清朝自乾隆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的情况也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比如,直隶全省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耕地面积为677806顷,而怀柔县一郝姓大地主竟占有良田上万顷,为全省耕地面积的1．5％.与此同时,直隶地方的耕地面积且呈下降之势,乾隆四十九年比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减少了104537顷.乾隆皇帝晚年的宠臣大学士和砷,一人便据有良田8000顷.这时候还是所谓“康乾盛世”时期.
佃户的增加,使得发展生产的能力锐减.一般说来,自耕农及中小地主更注重发展生产,而且也具备发展生产的一定的能力.佃户虽然也想扩大生产,但受自身经济条件所限,发展生产的能力很小,远远不如自耕农,更不用说中小地主了.对于发展生产,佃户首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佃户即或有一点发展生产的能力,因为随时都有被夺佃的可能,尤其耗费年月,勒紧腰带对土地进行投资,或改良土壤,或整修水利设施,一旦土地变得肥沃,地主立即提高地租或者收回土地另以高租佃给他人.这样一来,佃农仅有的一点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被扼杀了,无心改良土壤,改善耕作技艺,兴修水利.结果,使生产发展增添了许多障碍.发展生产能力锐减,导致生产凋敝,国家衰败.
在经济匮乏,财政危机,国力衰落之时,无不横征暴敛,企图借助苛捐杂税渡过难关.凡事都有度,一旦国家的赋税超过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甚至逼得百姓卖儿鬻女以完税的时候,这个国家便失去了百姓的信任,由缓和矛盾,调节社会的力量变成残民以逞,诛求无厌的怪物,作为国家的代表人物,在人民的心目中成为暴君,被人民视为寇仇.在中国的历史上,人民对待暴君是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当烦苛的赋税使人民难以生活下去的时候,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出现危机,国家走向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2、大肆挥霍,浪费资财.
“大肆挥霍,浪费资财”,是剥削阶级的属性.就是很有作为的乾隆皇帝,也逃不开这一条.为了粉饰太平,不惜糜费巨金,举办各种庆典.在庆祝太后60岁大寿时,从西华门到西直门,沿街10余里搭设彩棚,悬灯结彩,鼓乐喧天,“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使人犹“如入蓬莱仙岛”.特制的寿桃,竟然大如数间房屋.广东进献的翡翠亭,占地二三丈,屋瓦则全以孔雀尾为之.铸一套编钟,竟然用去1．35万两黄金.
乾隆皇帝为了盛装母亲的遗发,特意用黄金铸了一座金塔,高4尺6寸,一次用掉黄金3千余两；为了雕刻大禹治水玉山子,乾隆皇帝下令不远万里从新疆和田采出一块万斤重的玉石,运进北京.
3、上行下效,吏治腐败.
清朝是我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吏治腐败也是集大成的.和珅在乾隆朝执政20年,乾隆皇帝死后,从和珅家搜出白银8亿两,当时银价约为50-60元,大约合人民币40—50亿.和珅的家产有多少?以乾隆56年为例,朝廷岁入银4259万两,出银3177万两,和珅的家产相当于大清国每年GDP数的20倍以上,相当于大清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公元1799年,北京城里流行着一句民谣“和珅跌到,嘉庆吃饱.”有意思的是和珅的吝啬.据《祷杌近志》：“和相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亦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和珅曾经拥有八万万两银子,平时如此的小气吝啬,在嘉庆下令砍他的头的时候,他口袋里空空如也,连一个钢蹦也没有带到地下.
虽然没有和珅这么令人震惊,其它朝代也差不多.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贪官,除和珅外,尚有唐之元载,宋之蔡京,明之严嵩.其中,最滑稽的当数唐代巨贪元载,代宗李豫抄他的家,竟查出调味品胡椒八百石,总量约合60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谁也弄不懂他收藏这吃不完、用不尽、卖不出、无它用的香料干什么?最后死时,他连一粒胡椒也带不到阴间去.宋代巨贪蔡京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贪官,失败后抄家,发现其家有三大间屋子,从地下一直堆到房梁,装满了他爱吃的黄雀酢,即使他转世投胎二百次也食用不尽.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结局,在充军发配途中,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硬是不卖给他食物,给多少钱也不卖,活活饿死了.宰相如此,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贪官污吏甚至挟制上级,逼迫上级同流合污.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福康安报销军费一事了.郡王福康安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傅恒之子,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历任总督,可称得上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率兵出征西藏回京后,在向户部报销军费开支的时候,户部一个小官吏公然向福康安索要费用.福康安勃然大怒,斥问道：“芝麻粒大个小官吏,居然敢索取贿赂吗?”小吏镇静地对福康安说,不是我敢索要贿赂,只是因为王爷要报销的帐本单据太多了,必须额外增添人手,日夜加班计算,这也需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结算清楚.如果王爷不拨给一笔费用,就不能另外雇人,那么,只靠现有的人力,非得个三年五载的,不能将帐目结清.一旦报销拖延久了,皇帝势必追问,而王爷今天报一笔,明天又报一笔,不能一次报销完毕,皇帝肯定厌烦,如对王爷责怪下来,难免朝臣议论；甚至难免有人要弹劾王爷.我是为王爷考虑,才出这个主意,实在不敢要什么贿赂呀.福康安居然被这番话打动了,立即拨200万钱,交给了户部这个小官吏.从此不难看出,清代的贪官污吏是多么狡猾、嚣张.尽管清代皇帝不断地要整顿吏治,可是,事与愿违,吏治越整越糟,也就不难理解了.
私欲膨胀,聚敛财富；大肆挥霍,浪费资财；上行下效,吏治败坏；都不是个人的修养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封建制度衰落的必然.
中国封建王朝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黄炎培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问“中共诸君”如何跳出历史上的这种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历史证明,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新路是完全正确的.但要完全实现民主,保证真正跳出这种周期律,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要我们全党和全国各级干部作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