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什么?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什么?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什么?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是什么?
（一）轮船招商局设立前的基本事实是：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
　　一八六二年,由著名的经营鸦片走私的美国旗昌洋行出面创办的旗昌轮船公司,是洋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当时,太平军和清军正在长江中下游两岸激战,中国旧式的帆船运输几乎完全中断,在沪汉航线上行驶的外国轮船,货运每吨收费二十五两,“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购置轮船）成本”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第八册,第九六页.）.旗昌轮船公司于是大发利市,一八六六年的利润为二十二万余两,一八七一年增至九十五万余两.在短短的几年间,它的资本由一百万两增至二百二十五万两,船只和吨位都迅速增加.它以经营长江航运为主,也派船在沿海各口岸往来,而总收入中67—75％是从长江航线得来的.（刘广京：《英美两国在华航运的竞争》,第八三、八四、一○○页.）
　　大利所在,趋之若鹜.一八六二——一八六三年间,上海至少有二十家洋行经营轮船业务,经过激烈的竞争,有的被旗昌挤垮,有的被迫与旗昌妥协.一八六七年一月,旗昌与怡和、宝顺等洋行达成“协议”,其中主要规定：怡和、宝顺两洋行同意十年内不在长江航线上行驶轮船或经营轮船代理业务；旗昌则同意除沪甬航线外,十年内不在上海以南各口岸行船.不过,旗昌的“霸主”地位并不长久.它在长江航线上受到英商太古洋行的严峻挑战,在北洋航线上也受到英商怡和洋行的威胁.一八七二年,由太古洋行组建的中国航业公司（通称太古轮船公司）,资金为三十六万英镑,约合银一百五十万两,实力雄厚.旗昌曾凭借它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对太古施加压力,把沪汉航线上的货运价格由每吨五两降为二两半.太古毫不示弱,立即把货运价格降至每吨二两.由于太古用许多优惠条件招徕主顾,到一八七三年底,它在长江货运量中所占份额估计超过了二分之一.怡和被迫退出长江航线后,大力经营沿海航运.到一八七二年,它有五艘轮船在津沪线上航行,一艘在沪闽线上航行.这年十月,它组建了专业的华海轮船公司,资本为五十万两,实力虽逊于旗昌,但也不是容易对付的.（刘广京：《英美两国在华航运的竞争》,第三八、六○——六一、一二一——一二二、一三四、一三五、一三九页.）
　　就这样,旗昌、太古、怡和等相互争夺,共同霸占了我国航运.李鸿章说：“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奏稿,卷五六,第一页.）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促使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以期逐渐收回利权的主要原因.
　　（二）外国轮船的兴行,使我国旧式航运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鸦片战争前盛极一时、承担着运漕任务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如何解决漕粮北运问题,成为清朝统治者极为关切的事情.
　　清代的漕粮是所谓“天庚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五,国用考,第一三页.）.漕粮本由运河北运,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日渐阻塞,自一八二六年起试办海运.（《清史稿》,第十三册,卷一二七,第三七八六页.）清政府虽不惜花费巨款,多次企图恢复河运,然而以海运取代河运乃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道光年间,□集上海的沙船多达三千余艘,除运漕外还担负着南北物资交流的任务.外国轮船的出现,使沙船相形见绌.“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一五页.）沙船的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咸丰年间,沙船已减至二千余艘,到七十年代初,仅存四百艘.（《李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二九页.）依靠沙船运漕便成了问题.李鸿章在《试办招商轮船折》中奏称：“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李集》,奏稿,卷二○,第三二——三三页.）这是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清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如李鸿章所说：“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括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李集》,朋僚函稿,卷三,第十八页.）洋务派兴办的大型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除开办费用外,每年都要有五、六十万两的经常费用,左支右绌,难乎为继.同时,这些军事工业还遇到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窒碍.兴办民用企业以开财源、以谋出路,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八七二年,内阁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为理由,请旨饬令闽沪两局停止制造.清廷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通盘筹划.在复奏中,左宗棠、沈葆桢都反对宋晋的主张,认为“兵船为御侮之资”,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对于如何解决经费困难问题,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左宗棠只说是费用会“日见其少”的,（《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一,第三四页.）沈葆桢则表示“若虑兵船过多,费无从出,则间造商船,未尝不可” （《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一七页.）.李鸿章的复奏最为恺切详明.他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造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一切费用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演练枪炮、制造兵轮的经费万不可省,“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以解决经费问题.为此,他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考虑到“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他认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还要有“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李集》,奏稿,卷十九,第四五——五○页.）这里,轮船招商局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辨,也是半年后轮船招商局设立的具体由来.
　　综上所述,轮船招商局是在外国侵略者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航运的情况下,中国旧式沙船行将被淘汰、清政府的漕运面临严重困难,以及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因经费竭蹶而亟待另辟财源的紧急需要中诞生的.它迎合的是发展中国航运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趋势,是和洋商争夺利权的措施,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民族性.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在致何□的信中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在致孙士达的信中又说：“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李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二九、三四页.）轮船招商局一开始就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后来也确实起了打击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