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比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为什么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果?

请对比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为什么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果?
请对比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为什么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果?

请对比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为什么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果?
两地区经济发展不同表现的原因
(一)东亚国家(地区)能根据本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而拉美则多次贻误调整发展战略的时机
东亚国家(地区)在战后或独立后都经历过一段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时期.当时它们刚刚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经济主权,开始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本国的民族经济还很幼弱,企业的竞争能力较差,着重发展替代进口的产业,在国家保护下,使本国经济度过“孩童”时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区域中有不少是资源不足、幅员较小、国内市场有限的经济体.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一般都遇到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生产性进口需求增长较快,而产品出口能力增长缓慢的问题,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也使经济的迅速扩展受到较大的限制.战后世界经济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经济国际化迅速发展.经济国际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重大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是跨国公司广泛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工业转移逐渐展开的时期.东亚国家(地区)瞄准了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转换发展战略,先后从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为主转为推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如“四小”在60年代后半期、东盟在70年代都完成了这一转变.从那时以后,东亚“四小”和“东盟”国家就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加速发展外向产业,并从外汇管理、关税制度、外资政策和进出口政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调整改革,使本国(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充分接轨.在参与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企业经过优胜劣汰的考验,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对世界市场风浪的适应能力也大大加强.
拉美国家情况正好相反.从30-40年代已有若干主要国家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普遍推行这一战略.当东亚经济发展战略转轨时,拉美国家还普遍地墨守发展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理论思想,突出地强调保持和争取民族经济的独立性,追求进口替代的升级.即从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从轻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转向部分重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在这种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支配下,工业化是在国家高度保护下发展的.进口替代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较弱,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增长很快.工业化进程较慢,出口商品结构在较长时间中也未发生很大的变化.到90年代初期,初级产品出口仍占拉美全部出口的2/3.实际上是靠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积累资金,提供外汇,支持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工业对非工业部门的扶助不足.这就使工业发展缺乏后劲.这一发展战略从三、四十年代一直沿续到80年代中期,历时约40多年.其优势已发挥到了尽头,而弊端却日益显见.(二)东亚国家(地区)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注意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较低水平.而拉美对控制通胀重视不够,措施不当
东亚多数国家(地区)在通货膨胀率升高时,立即采取措施,使之抑制在升高的初期.如台湾省在1949年以后曾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该地采取更换货币的措施,加上美援的支持,缓解了财政失衡,到1953年以后物价基本稳定.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除受两次石油提价的冲击而短暂地升高外,基本上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自60年代以来仅有4年的通胀率达两位数,其余年份均在1位数,并有4年是负数.泰国政府明确地提出“稳定第一、发展第二”的宏观经济指导方针,没有出现过恶性通货膨胀,给经济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61-1987年间经济年均增长7%.韩国是东亚通货膨胀较高的国家.尤其是70年代在石油提价冲击和世界性通货膨胀影响下,1973-1979年平均的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为18%,1978年一度达到60%.政府立即采取调整发展战略,降低增长速度,在稳定中求增长的方针.同时实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提高利率,平衡预算,管制公用事业收费,冻结物价等措施.到1983年以后,消费物价上涨率已降到1位数.
拉美的通货膨胀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热现象,而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严重后果之一.拉美的产业结构低层次,总供给与总需求长期失衡,国家过度干预引起的价格严重扭曲,汇率长期偏高,过量地引进外资,再加上追逐高增长指标和不适当的货币信贷政策,造成世界上奇特的长期地超高通货膨胀现象.在几个通胀最严重的国家曾实行过一些反通胀计划或反通胀政策,然而,无论是货币主义的紧缩型做法,还是结构主义的放开型做法,都左右为难,收不到良好的实效.有些国家(如巴西)无可奈何地实行使货币资产和货币收入与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措施,虽对保障实际收入不过份受损起了一定作用,然最终又引起通货膨胀惯性化的后果.直到近几年,通过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状态,反通货膨胀措施才得以奏效.然而,长期以来得不到控制的恶性通货膨胀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妨碍了经济发展.
(三)东亚国家(地区)注重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拉美的产业结构变化较为缓慢
东亚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由低向高循序演进.在各个不同时期它们根据本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世界产业发展动向,不断推动本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韩国为例,它在60年代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到70年代转向着重开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了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和纤维工业的十大战略工业.政府对这十大工业部门实行倾斜政策,予以扶助.到80年代进一步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政府明确地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将电子、机械、生物工程、信息产业、原子能利用五个部门列为“国策战略产业”,大力推动其发展.按照韩国开发研究院的规划,到2000年,第三产业将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9.1%,工矿和公共建设将占32.8%,农业将降到8.1%.并计划在7个高技术领域中赶上先进国家,这7个产业的产值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也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采取措施,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口号,台湾省在1990年颁布《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它们都有发展新兴产业,迎接21世纪,跃上新台阶的宏伟计划,并且正在实施中.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的档次参差不齐,基本上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还未进入以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产业为主的阶段,但它们力求步“四小”的后尘,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升级借助于东亚的阶梯式国际分工.日本产业升级带动“四小”的产业升级,“四小”产业升级又带动“东盟”的产业升级以及中国华南及印支国家的产业升级.因为在居于高阶梯的国家中,已失去比较优势的成熟过度产业或不适应本国变化了的条件(如工资上升、劳动力短缺或汇率变化等因素)的产业,需要向外转移,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这必然会首先带动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相邻国家(地区)的产业升级.而后者的产业升级又给前者造成竞争压力,反过来推动前者加快产业升级.这种互动互补的作用推动东亚各国(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提高.
而拉美则没有出现这种状况.虽然拉美是第三世界中唯一的除个别国家外均属中等收入国家的区域,虽然拉美的工业在战后也有了可观的发展,然而产业结构并没有明显的逐步升级现象.拉美的现代产业部门的传统产业部门的二元结构现象非常突出.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仍属资源开发型的产业结构.过去历史上形成的以一、两种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尚未根本改变,尽管其所占比重已有所下降,产业的多样化也有所发展.譬如,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石油,秘鲁的矿业,智利的铜,赤道两侧国家的咖啡,加勒比地区的香蕉等,仍然是左右各该国经济形势的关键部门.这是拉美经济活力增强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东亚国家(地区)内部资金积累率高,利用外资效益较好,而拉美自身资金积累率不高,利用外资也颇多失误
东亚国家(地区)素有勤俭节约、精于聚敛财富的传统.这些国家(地区)的积累率一般都较高.而拉美受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超前消费倾向较普遍.因而,两个地区的积累率显然不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1970和1990年三个年份的国内储蓄率东亚为22%、25%和35%,拉美为22%、20%和22%.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形成了高资金积累,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如“四小”在80年代的储蓄率都在30%以上.其中新加坡高达42.3%,因而其投资率也高达42%.而拉美地区较低的储蓄率使其投资率也难以大幅度提高.拉美的投资率一般在20%上下,80年代还明显下降.在80年代中期曾降到16%左右.
在利用外资方面,东亚对外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拉美.由于东亚早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完成了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转变,利用外资的阻力较小,管理能力也较强.以“四小”为例,香港实行自由港的管理方式,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银行、外国金融机构基本上是敞开的,香港已形成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法令,建立一套管理效率很高的管理机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特别鼓励能带来高新技术的外国投资.而把国内企业放在外资企业强烈竞争的环境中去锻炼生存和发展能力.韩国利用外资方式以借债为主,适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60年代以利用美援为主,70年代则以向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为主.韩国借债规模很大,1985年外债总额曾接近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债务国.虽然在美国高利率政策背景下,偿债负担较重,但由于所借款项使用管理得当,80%以上用于进口资本货和投资于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因而出口增长迅速,资金周转较快,易于形成新的偿债能力,没有酿成债务危机.80年代以后注意了控制借债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保持了利用外资的良性循环.台湾省是以借款和引进外侨直接投资并重.50年代主要是利用美援,60年代以引进侨、外直接投资为主,70年代为解决实施“十项建设”、“十二项建设”资金不足而大量借款.其借款和引进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增强出口能力、引进先进技术和配合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因而能较快地形成新的生产力,其偿债能力也随之增强.
拉美也是借款和引进直接投资两种方式都采用,但是更侧重于借款.从1961-1983年净流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不到1000亿美元,借入外国贷款的债务余额到1983年底已累计达3600亿美元.拉美大量利用外资,在60和70年代对于弥补自身积累能力不足,促进经济发展,确曾起过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理论思想上的偏颇,认为借款比引进直接投资较为有利于维护民族经济的独立性,以及受到70年代国际低利率的诱惑,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利率的变动趋势,借入了远远超出偿债能力的巨额外债,种下了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的祸根.除了借债规模失控和国际利率骤然升高等原因外,酿成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拉美国家对外债使用的管理不当.有的国家将借款过多地用于周期长、收效慢的工程上,不能及时创造清偿能力.有的国家用于非建设性支出,如支付军事开支、弥补财政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活动,其自身不能创造偿债能力.
(五)、东亚和拉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不同
东亚国家(地区)和拉美国家都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但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很不相同.香港是干预程度最低的,一般称不干预型或积极不干预型.它按自由港方式管理,但是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股市波动、出口遇阻时,政府还是要干预的.一般情况下,政府着重从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法令和提供法律保障,社会福利保险等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东亚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表现在:1.政府制定长期或短期经济发展计划.虽然不是指令性计划,政府也从投资、税收、利率等方面采取配套措施和奖惩办法,去促进计划的实施；2.政府拥有一定数量的国营企业,以控制经济命脉；3.国家控制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4.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指导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增长,预防和克服经济不景气,抑制通货膨胀,改善投资环境,平衡国际收支；5.调解和处理劳资纠纷；6.打开对外经济关系渠道,为企业的对外经济交往服务等.以上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所有国家(地区)都是不可缺少的.东亚与拉美不同之处在于东亚的政府干预程度从70年代初以后就呈减弱趋势.因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内经济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运行,以利与世界市场的接轨.过多的行政干预容易引起市场扭曲,造成人为的失衡.而拉美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使政府行政干预难以削弱.许多国家长期实行高关税、高汇率、严格的金融管制、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比重高,进出口贸易控制比较严格,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发挥经济潜力,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经济改革,才有较明显的改变.其结果,东亚的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充分,而拉美的市场体系则很不完善,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拉美的经济调整改革带有转型的特征,而显得十分费劲.
(六)、其他因素的影响
东亚和拉美发展趋势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还包含其他一些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譬如,东亚比拉美政治局势更为稳定.东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其独特的长处.东亚国家(地区)受前资本主义因素的牵制较小,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和城市国家,没有改造农村的重负；台湾省和韩国战后进行土改比较认真；东盟国家农村经济也受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束缚,但其经营方式以小农经济为主,容易与市场经济接轨.拉美农村落后的庄园制度不仅造成分配不合理,还造成大量土地荒芜,资源浪费,而且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决心不大,进展缓慢,发展也很不平衡.显然,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很多,不能一一赘述.
东亚和拉美作为两个区域进行比较,可见明显的差异,但每个区域内部各国情况也有不同.由于篇幅所限,在进行两区域比较时,只能选择其多数国家共有的特点加以对比.对于不同于本文叙述的少数国家情况,如智利和拉美多数国家不同,菲律宾、文莱和其他东盟国家也不同,就不可能再进行过细的分析了.
东亚和拉美在上述许多重要方面表现的差异,归结起来,就是发展模式的不同.通过比较看出,东亚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