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及其结果时间:第一次1913年,第二次1917年

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及其结果时间:第一次1913年,第二次1917年
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及其结果
时间:第一次1913年,第二次1917年

孙中山两次护法运动及其结果时间:第一次1913年,第二次1917年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
1917-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当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段被继任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督军叛变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又连续通电(或单独、或联名)西南各省,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群逆.7月1日,张勋拥清室复辟,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离沪南下,17日到达虎门,19日到达广州.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最早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他于7月4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程即于21日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于8月5日到达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为对抗段祺瑞,确保地盘,并向四川扩充势力,于8月11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
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意图.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内政:孙洪伊,交通: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太炎.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体现了中华革命党人主动与西南实力派以及国民党稳健派合组护法军政府的愿望.但是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建立护国战争时期军务院那样的合议制政府,按各方实力排定座次,实现他们称霸西南的野心.而军政府却采取了元首制,树立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及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均不肯就元帅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于是孙中山任命了一批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和原同盟会或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代理各项工作.这样,军政府实际上成为中华革命党力图领导护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从而决定了它必遭西南军阀的反对而难以长期存在下去.
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8月6日,段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1926)代替谭延?为湖南督军；派其内弟吴光新(1881-?)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月9日傅良佐率北洋军到湘后,即下令免除原同盟会会员、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的职务.18日,刘、林二人联名通电,宣告“自主”,与海军和西南护法各省一致行动.西南护法各省将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进军西南的信号,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80营援助湖南.10月3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湘省护法军组成以程潜为首的湘南总司令部,粤、桂、湘三省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此时,段祺瑞也向北洋军下达了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分三路讨伐湘南.10月6日,北洋军和湘南护法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南北两军在湘南激战了一个多月.11月14日,直系军阀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径直通电议和,撤离衡山前线.20日护法军轻取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控制了湖南.与此同时,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为对抗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也组成滇、黔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后改四川靖国军)相配合,与北洋军交战,于12月3日攻占重庆,赶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周道刚(1875-?)和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在其它各省,由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人领导组建的护法武装也相继而起,纷纷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规模较大的有湖北襄郧镇守使、鄂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等组织的“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布“自主”；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组织“陕西护法军”,在凤翔宣布“独立”.此外,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甘肃,乃至东北等省区,都先后组织了“护法军”、“靖国军”,宣布“独立”或“自主”,护法战争的烽烟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这种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出师合击武汉,其他各路护法军、靖国军也与桂、滇军会师武汉,然后占领南京,大举北伐,会攻北京.
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是直、皖两系矛盾分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一直同皖系首领段祺瑞争夺北洋派正统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权.护法战争打响后,冯企图借助西南军阀势力对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对皖系利用直系军队打头阵的部署深为不满,正因此,王汝贤、范国璋二将在前线擅自停战撤兵,打乱了皖系夺取湖南的战略部署.对此,段祺瑞极为恼火,愤而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索性暗示号称“长江三督”的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1934)、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于18日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罢兵休战,和平解决南北问题.11月22日,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内阁再次倒台,直皖两系公开分裂.25日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此举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始终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在11月18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则要求乘胜攻取岳阳,巩固护法军在湖南的胜利.然而以扩张实力和地盘为目的的桂、滇两系,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便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和直系军阀妥协.陆荣廷在11月24日,即冯国璋颁布停战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赞成“长江三督”的主和通电,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8日又授意广西督军谭浩明(1871-1925)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命护法军前敌各军停战.滇系军阀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陈词,表示坚决护法,敷衍孙中山；一面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彼此呼应,下令驻川滇军停战.
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与北洋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树铮的策动下,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13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召开两次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被迫让步,于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让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10日,又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下达局部讨伐令,令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1月14日,吴光新率北洋军攻占荆、襄.桂系与湘军看到直系屈从主战派,也向岳阳发动进攻.1月27日护法联军攻克岳阳,俘敌1300余人.如联军乘北洋军兵力集中荆、襄之机直捣武汉,将会使护法战争出现重大转机.但桂系以保守湘境为满足,按兵不动,并提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为议和条件,从而丧失攻取武汉、会师北伐的大好时机.南军夺取岳阳后,北洋主战派气势更凶,胁迫冯国璋于1月30日下达对整个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统率所部分路进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军约10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3月18日,北洋军“后起之秀”、署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率部攻占岳阳.3月23日,冯国璋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立即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战场接连失利.26日,吴佩孚占领长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命吴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进军.4月24日,吴佩孚率中路军占领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沦于北洋军之手.进攻湖南的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及其部下、署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本为直系军人,挥师南下后连克岳阳、长沙、衡阳,战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曹、吴大为不满,直、皖矛盾再度尖锐.吴佩孚秉承曹锟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锟擅自回师天津.6月15日直系与桂系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
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企图攘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月,由桂系军阀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试图成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权机关.2月,又由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中山.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遥戴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渲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5月4日,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不顾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的坚决反对,非常国会竟强行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看透了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的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失败

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人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做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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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人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做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惋。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侯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淬毙，胡为乎而然呢？您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蒋、毛二公时代，例子还少吗？举不尽了吧。纵在美国，甘乃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也。再者，朋友，我们的国共两党，一向都主张‘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这话据说连陈诚都说过)，则疑犯罪犯又何从分别呢？试看‘(5+1)(5-1)’运动时，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体阻挡坦克车的小神经、大豪杰王维林，今在何处？江主席说他躲起来了；找不到了。难服攸攸之口也。我们怕他是在‘错杀一百’中，被公安部门一怒之下‘错杀’了也。王维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胆大包天的一个小神经而已。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连一个神经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过，那还是什么个国家呢？我们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对老百姓有个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国在世纪未，ZhuanZhi向法制转型，已近最后阶段，尚且如此，则生存在世纪初的ZhuanZhi时代，政客官僚的行为如何，就不难想像了。我们写史者、读史者，除掉叹息之外，夫复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头，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跑不脱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底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
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第一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宣传。应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迨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作‘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的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高干，都很熟识。所以在宋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的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MinYun人士)，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人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卯’上了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与孙、黄等有隙。应更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卧底’了。
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二十世纪俄国的KGB、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和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所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恃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底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并不姓洪。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底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叫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的，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的莞尔一笑。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以为应作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job)。巡查长的公开职务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违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应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常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一个叫做‘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并且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个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国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就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
【笔者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一手档案，和二手报导，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就看到甘乃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页(5+1)(5-1) —一四五‘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三月二十一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中山还有个想法，是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后来的林彪，他如能学会周恩来的本领，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伟大领袖蒙主恩召之时，你不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接班’了吗？何必小不忍而乱大谋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9-1)(8+1)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他也是个列宁式的英雄。为着革命倒袁，啥鸟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大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老袁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万万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能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仅有四省反对借款；向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争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转让袁公，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钜。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要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钜着，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
—一八(5+1)(5-1))，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叫嚣，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的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最机密而可靠底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的。他们那时转型还在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嚣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叫嚣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打他们个一千次了。第一次是个‘偶然’一千次就是个‘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这民国史上第一位强人，此时是采取主动的。六月九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捕地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笔者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底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二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墨，国民党全党上下，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MinZhu共和政体的实验，全盘失败。孙公就要调换方向，‘以俄为师’，去搞DuCaiZhuanZhi了。袁公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

收起

你不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