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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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
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
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
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
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
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
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
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
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
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
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
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
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
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
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
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
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
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
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翻译：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