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科学发明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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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科学发明的作文
目前研究界在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的启蒙精神的时候,一直沿用梁启超及陈独秀类似“三部曲”的说法,即将近代中国意识觉醒的过程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由器物层面上科技意识的觉醒到制度层面上政治意识的觉醒再到文化层面上伦理意识的觉醒.对历史规律的这一概括自然不失其科学性,问题是现有文学史主要限于将这个觉醒的过程作为近代文学向现代转换的文化背景,基本上是在社会思想的范畴内进行阐述,很少将其与文学精神、审美意识本身的嬗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以为,从文学意识的进演来透视近代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要比直接考察其思想观点更为接近历史真实,也更为细腻深刻.一方面,思想观点系人们理性思考的直接表达,带有强烈的逻辑色彩；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生活,更多从感性的层面上展示人们思想情感的本真状态,因而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具有复杂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流传下来的思想观点大都限于智识者阶层,主要是一种精英意识,与普遍的国人心理状况尚有较大差异；文学创作则大为不同,它不仅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反映,也接受了来自广大读者接受的影响.同时,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生活化的形象体系,它所流露出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等与作家主体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是对应的,而创作的个人化特点也决定了它与时代政治或文化思想的主流并不一定合拍.因此,启蒙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与启蒙文学思潮并不是同步产生和发展的,近代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而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则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了①,而且其内涵与价值也是前者不能囊括不可替代的.本文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具体考察一下晚清启蒙思潮经过了怎样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它又是怎样反映并加入到近现代之交国人意识觉醒的三个步骤之中的.
从科学救国到追慕文明
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特点的科学救国意识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重心位置,但当时的文学创作并未有意识地反映这一觉醒过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主题才真正引起作家与思想家的注意.究其根源,恐怕与洋务运动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本身有关.当时,人们关注的重心是属器物层面的发展,而小说/文学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属“小道”,是虚的东西.随着晚清政治意识的觉醒,启蒙者终于将“启迪民智”与小说挂上钩,此时启蒙创作自然以政治小说为主流.与此同时,反映“科学救国”主题的小说也随之出现,尽管它姗姗来迟,却也成为清末民初小说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技救国”、“实业救国”作为一套完整的社会工程或政治方案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了,但作为启蒙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作为一些“文明的碎片”,在文学的发展中却不会早早地“离场”,还会延续下去.如前所述,这种启蒙文化思潮与启蒙文学思潮的时间差与“逻辑差”是历史地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先是一批知识分子译介了不少西方科幻小说,如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周桂笙翻译的《地心旅行》等.继而国内小说家开始自己创作科幻类小说.作家们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科技意识的觉醒与科学救国思想时,有一种通行的叙事模式,即总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中国某某利用科学发明使国富军强,藉此打败了世界列强,终于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用大量篇幅虚构了一些科学发明,将其穿插于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之中,既展示了科学发明的伟大力量,也表达了科学即进步的理想.与上作相比,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更符合科幻模式.该作所述乃幻想中百年后的中国,那时由于中国武器先进,最终战胜了白种国家,迫使后者主动求和,并签定了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条约.小说寄希望于科学救国、技术强民的主题极其明确：“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为挽天行”.高阳不才子的《电世界》的主人公黄震球是一位“电学大王”,他利用电能搞了大量的发明,并由此带领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不仅征服了欧洲,而且到海底开发殖民地.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则写中国人继征服欧洲之后,又占领了月球、木星,使其成为中国的物资基地.包天笑的《鸭之飞行机》写有人能够利用鸭的翅膀在空中飞行,其《新造人术》又幻想了人造人的方法.这些小说极力渲染和鼓吹科学技术的无比威力,以寄托一代文人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这样的离奇情节与浪漫幻想固然堪以抒发胸中之郁积,也表现进步的思想观念与爱国主义情怀,但它所开出的“科学救国”的药方只能是整个救国方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视其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恐怕只能是聊以自慰而已.尽管如此,在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对这批作品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仍嫌偏低,因为一直以来,思想界的政治情结过重,理性精神薄弱,在强调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的首要意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学救国的份量.而且,这种科幻叙事方式有时也能涉及到救国任务完成之后的文明建设问题,眼界趋于开阔.
作为表现科技启蒙意识的最早创作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堪称此类题材的代表.老残就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浓厚的醒民、医世、救国意识.在那场沉船危机中,他试图送给船主的罗盘可视为民族改革的总方针和政策,纪限仪则象征着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统治,它能够使国家的航船在大风大浪中及时调整策略,以保证正确的方向.显然他采取的路径是以“科学强国”为核心的启蒙工程,叙述者对此是充满自信的.但与老残治黄成功的经验不同,他拯救危机的努力不但被拒绝,而且遭到追杀.这个细节反映出当时的启蒙运动每走一小步都十分艰难,假的启蒙者、广大的下层官吏及愚昧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道顽固不化的屏障.当时反对科技启蒙的保守派既可笑又振振有词:“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长此以往,“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郑观应曾追述此情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③刘鹗本人亦曾深受其害,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小说叙事.整部小说的思想境界与第一回虚拟的两个故事（“治黄”与“救船”）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与评判几乎完全吻合.其启蒙思想既带有很大程度的传统思想的印痕,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批判揭露清王朝上层阶级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现象,但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持否定的立场和悲观态度,比如把义和团比作“害马”,视革命党为“毒龙”,皆为“讲私利的”“恶人”.从整部作品来看,尽管囿于“中体西用”思维方式及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局限,影响了“时代进步性”,但它揭示出的社会文化现状与国民心理状态,所表现出的强烈启蒙意识都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且它已超越了单纯科技意识的角度,上升至广泛的文明、文化的层面上,这恐怕是它较之有些激进革命派作品影响反而要深远得多的原因.由此也预示着同时期小说创作在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上的启蒙意识是同样强烈的.鲁迅曾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鳞角.知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④若联想到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鲁迅强调科学小说而非政治小说乃“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文学样式,不仅在当时十分富有针对性,且颇具超前性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