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文革时期的故事,6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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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一九六六年,在全国掀起了人所共知的文革风暴.那时我才十周岁,还处在朦朦胧胧的孩童时期.尽管我生活在偏僻的山村,社会的动荡、变化,仍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下面我就以当年一个十几岁娃娃的视觉,来记叙我身边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暴风雨前奏让人茫然无所适从
　　这一年我在本村读小学四年级.忽然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书本上的几篇课文《一条军毯》、《朱德的扁担》.不让读了,必须用浆糊封住”.我们不解地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这是上面的指示,说是毒草”.我们越发地不明白：以前大哥哥、大姐姐们读这课文不是毒草,为什么临着我们读时却变成了毒草呢?这些问题当然老师也无法回答.后来老师逐渐地就不按书本给我们讲课了,基本上就是读报纸,看新闻.
　　记得当时最抢眼的新闻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这些让我们孩子似懂非懂的词语在我们眼前、耳边反复出现.不管同学们会写不会写,都让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稿,并张贴在校院墙上.当时我还感觉的很好玩,很热闹.哪里会知道这竟然是一个空前的政治运动开始!
　　冬季的一天,大雪过后,学校院内扫起了雪堆,同学安某,拿起一木棍在雪堆上贸然写出“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无不愕然.班主任王老师让马上涂掉,并追问安某这是怎么回事?安某说是从红卫兵传单上看到的口号,老师马上对他进行了批评,说：“这可不是弄着玩的,传单不可信,报纸上没有说就不能瞎写.”
　　这个时候,村子里“破四旧”的风潮正普天盖地.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古代建筑的大破坏.
　　真王庙、老爷庙、龙王庙、观音堂中的泥塑像被村里的年轻人全部砸毁.木质雕刻的塑像全部集中到六戏台大院,用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六戏台是我们村最具代表的古建筑,面积之大,造型之新颖都有别于其他村的戏台.房檐前两个柁头上分别镶着精制的大龙头,此时也被锯掉,这让村里上岁数的老年人心疼的直叹息!
　　后来就连各家户所住的古瓦房房檐猫头也难以幸免,都得砸毁.记得为这事我们院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我们院为四合院,西半部为我二爷的,东半部为我本家“罩帘叔”的,我们所住的东房是典租“罩帘叔”的.“罩帘叔”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上房就“噼哩叭啦”砸瓦猫头.这时,让从街上回来的二爷看见了,顿时火冒三丈,骂他“败家子”,执意上房要打他.吓的“罩帘叔”直向他二大伯（我叫二爷）认错.后来二爷想出个两全办法,用土泥将房的瓦猫头逐个抹住,既破了“旧”又保住了瓦猫头,这让我好佩服!
　　一次和我们住一道街的孙爷爷家,不知被谁告发,说家中供着灶王爷呢,在那个时代这还了得!村子民兵进家搜查,结果将供品全部仍到街上,老爷爷嚎啕大哭!在街上追着捡这些食物.邻居大妈大婶们见状谁也不敢吭声,但心里都不是滋味.
　　听我四叔讲,我太爷曾在清朝时期中得秀才,相当于七品官位.家中一直保留着太爷的顶戴花翎帽.这时四叔担心,一旦被民兵给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狠狠心就把它给烧了.几十年过后,四叔每当谈起这件事来仍感到十分的可惜和内疚.
　　人分三六九等充满敌意人间无情
　　我记得当时最流行的一句歌词是：“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对我剌激很大.因为我家庭出身偏高,是上中农,虽然也算团结对象,但已在边缘,是有“轻微剥削”的.我小小的年纪,心中总感觉有一块石头被压着.非常羡慕那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的孩子们,人家根红苗正,干什么都是被优先考虑的对象.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看到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越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中有与我同姓当家的爷爷、伯伯和叔叔们,他们被“戴帽”,列为专政对象.在他们的家门口和他们的衣服上都挂一白牌,标上“地富分子”.白天村召开群众大会,让他们集中到南墙跟,并不时的遭受轮番批斗和拳打脚踢.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批斗张某的大会上,其长子上台发言批判其父亲,表示与其父划清界线.可过后不久,其长子又被莫名其妙地揪上台来进行批斗.我后来才知道原因：其长子发言批判其父亲之后,又见“革命群众”把其母亲从家中揪来.老太太披头散发,被押的跌跌撞撞,作为儿子的他,见状一下精神崩溃,本能地上前保护母亲.可这一下闯了“祸”,说他刚才的表态是假的,是欺骗群众,必然遭到更严厉的批斗.
　　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学生,说到邻村水沟村参加阶级教育活动.当到目的地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参加水沟村批斗地富分子的大会.会还没进行多长时间,只见人们挥舞着拳头,高呼着口号,将一位老者推来推去,最后把他推倒泥坑,老者免强爬起,又被推倒,老者滚了一身泥,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但谁也不敢流露出怜悯之心,因为这关系到“阶级立场问题”.此时我心在颤抖,在疑惑,这难道就是革命行动吗?我试着在老师的脸部表情上寻找答案,老师冰冷的表情让我明白了：这是运动,是运动让人们变得如此无情!
　　后来随着运动的持续,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村里进住了工作队,所有村干部一律靠边站,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是什么刘少奇的代理人!竟然和“地、富、反、坏、右”站在一块被揭发、被批斗!
　　记得在一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群众振臂高呼口号,一位住村的公社干部没有喊,原因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没把喊口号当一回事.结果被村子几个调皮的年轻人发现,随即给他后背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一下可弄出笑话,因为大字报贴上就不能撕,否则被视为反革命行为.这样,这位公社干部走到哪里,人们看到哪里,笑到哪里,弄得他好尴尬、好没面子.
　　时间进入到一九六九年春天,当时我已经十三周岁了,一些人情世故也懂得了许多.
　　一次村子里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大卡车上有六、七个人脖子上挎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某某”“地富分子某某”.被警察押着,说是从县城来的,是搞沿村游行批斗的.一位警察手拿着喇叭不断地在车上高声宣讲.被批斗中给我印象最深是那一位：身材魁梧,高大个子,四方脸,大眼睛,姓名闫某某.原在天津某厂工作,主要“罪行”是有投靠苏修的言论和行动,后被遣送回原籍涿鹿.他被捆绑的最紧,看来“罪行”最重.
　　后过不长时间我到县城去找父亲（父亲是矾山服务处驻涿采购员）,正巧碰上县里处决“犯人”,说是处决的正是那位闫某某.那天县城大街门市全部关门,街道两旁站得全是人.不一会车队缓缓过来,车上的高音喇叭响彻于耳,笫一辆卡车车顶架着一挺机关枪,后面便是全副武装的警察,第二辆卡车押的“犯人”正是闫某某.他头被摁在车前顶棚上,脸部正侧向我站的这一方.只见他嘴被铁丝勒着,满脸血沫,两只眼睛瞪着有鸡蛋大.面对这一残状,我被吓的心在“砰砰”直跳,真是太恐怖了!
　　处决闫某某的场地在桑干河沙滩上.那个时代处决犯人不管收尸,让人们围观,那场景残不忍睹,我就不在细说.据说他的亲属怕受牵连迟迟不敢去收尸.后来听说闫某某临刑前的满脸血沫,是因为闫某某不服,张口伸辩,被人用改锥从腮帮扎进将嘴撬开,再用铁丝将嘴勒住而流的血.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推翻给闫某某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给其彻底平反昭雪.据说国家给他的子女全部安排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
　　荒唐的年代发生荒唐的事情
　　用今天人的思维来看待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那个时代的的确确就发生了.
　　文革之初,县里电影队来我们村放映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毛主席以他那魁梧的身材,挥舞着巨手出现在影幕前,场子里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落彼起.我们一邻居王大婶平时大大咧咧,开玩笑惯了,这时她无意之中喯出一句话：“毛主席怎么不说话呀?是哑巴?”这一下可砸锅了,后被人告发工作队,第二天俩口子连续遭批判,罪名是谩骂伟大领袖,交代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可把他们折腾的不轻.
　　文革年代的春节,其特点是政治色彩浓,家家户户贴的春联自然都是激进的政治口号.记得我们村有两户人家因贴春联惹了祸.其中一家对联写得是：“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要专政”.另一家对联写得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他们都是请本村会写毛笔字人给写的,从字句和内容上看没有什么问题.可问题就出在他们家庭成分上,由于他们都是富农成分,这样工作队就要给他们上纲上线：第一家的对联连起来就是：“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笫二家的对联虽然内容没错,但站在地富分子的立场上就是要跟无产阶级记仇,要反攻倒算.这样一分析性质就严重了,这对联无疑变成了反动标语,大年三十他们被关了起来,遭受数不清的交待和批斗.
　　那个时代,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得熟背毛主席语录,不会背的就不能外出,因为外出碰见红卫兵要阻拦,让你背诵,如果不会背诵是绝对不让你走的.孩子们吵架也是用语录对嚷,如果两个孩子打架,一方打不过另一方,就喊毛主席万岁,另一方就不敢再打了.因为再打,打方就变成了敌人,被打方就变成了宁死不屈的“英雄”.因为样板戏里英雄人物在遭敌人拷打时,都要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觉得滑稽可笑,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记得一次,一位外乡讨饭的老人,手拿一把二胡来到我们院,他不停地拉,不停地唱,当然所唱的歌曲全是文革歌曲了.老人虽然污头垢面,穿得破衣烂衫,但自伴自唱的声调却很在韵味上.我母亲看他甚是可怜,可那时代都生活紧缺,拿不出什么东西救济他,只能挖了一碗玉米面给他.老人非常感激,说什么还要给再唱一段歌曲.当他唱到“.穿得暖,吃得饱,人民生活提高了.”时,我和母亲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说“文革”是浩劫,是灾难,是悲剧一点也不过分.我今天用个人的亲身经历,来叙说那段不幸的往事,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牢记历史,不让“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