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世界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世界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世界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庄子系列之三
庄子对于“道”的论述,体现了一种并非决定论的决定论,并非独断论的独断论.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缘何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个根本性的无解难题,但老子、庄子却虚拟出一个“强字之”的“道”,以虚假的方式解决了世界本原问题,如同人们虚构出世界的创造者是上帝一样,只不过“道”不具有神性而已.因而,道家的宇宙观,不具有决定论、独断论的形式,却具有决定论、独断论的本质.中国人认为世界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因而,世界的一切存在都同一于“道”,中国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同一”的世界.而这正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早熟,或者称之为未老先衰.
相反,西方人却找不到这样一种无处不在的“道”,除了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替他们以虚假的方式回答了世界本原问题,但只是在宗教领域暂时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从尼采以感性的方式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之后,西方人的宇宙观一直是分裂的,甚至可以说,从西方哲学史来看,西方人充满激情地寻找世界本原而又永远不得其解,他们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分裂的世界.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簌则众窍是已,人簌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簌.’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子綦说：“大地吐出的气息,名字叫风.风不发作则已,一旦发作则万物的窍孔都怒吼起来.你难道没有听过那呼呼的风声吗?山陵上陡峭峥嵘的各种去处,百围大树上无数的窍孔,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瓶罐,有的像瓦盆,有的像石臼窝,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浅洼.它们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湍急的流水声,有的像箭离弦的声音,有的像呵叱声,有的像细细的呼吸声,有的像（人在）放声叫喊,有的像（人在）嚎啕大哭,有的像（人在）呻吟,有的像（人在）哀叹.前面的风在呜呜唱着,后面的风在呼呼附和.小风则小和,大风则大和；强风吹过之后,所有的窍孔都寂静无声.你难道不曾看见风过之处草木随风摇曳晃动的样子吗?”子游说：“这样说来,地籁是从万种窍孔里发出的风声,人籁是从各种不同的竹管里发出的声音.我再冒昧地向你,请教什么是天籁?”子綦说：“风吹万种孔窍,声音各不相同,但都是由窍孔自己去发声.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使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庄子对万物“自化”过程的描述非常接近于康德对“自在之物”（物自体）这一概念的论述.“
自在之物”又译“物自体”或“物自身”,是指被排斥于认识主体之外的,但又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体.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人的感觉的来源,但感觉材料一经主体所具有的先天的时空形式的整理,就根本不可能是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先天的时空形式整理过的感觉材料再经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先验范畴的加工而形成科学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但这种知识更不是对自在之物的认识,它们所具有的普遍性必然性是人的主体所能动地赋予的.这样,知识同自在之物之间就永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很显然,庄子所论“自化”的万物,与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康德哲学能够更加干净彻底地剥除了主体通过其认识能力对于“自在之物”的“加工”与“整理”.当然,我们也知道,庄子对于世界万物的存在本原是充满困惑的,是以否定论、怀疑论、不可知论作为其立论基础的,因而,庄子哲学与康德哲学对于物本身的认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庄子尚未能够上升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认识论高度.不过,庄子与康德在哲学的理论使命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庄子只是以不自觉的朴素的理性直觉的方式告诉了人们一些“道理”而已.通俗地说,庄子学说似乎并不需要从自在之物的认识中得出关于世界存在本质的更多新的结论,他的哲学主要是为了其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观服务的.而康德则是以自觉地认识世界作为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且吸取了西方哲学史的理论精华,同时也借鉴了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哲学思想.因而,庄子与康德对于“物本身”的理解方式以及得到的结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从事物相异的一面去看,相邻的肝胆之间的差别就像是楚国和越国那样相距遥远；从事物相同的一面去看,万物又都是同一的.
万物由于自行变化而造成千差万别,但又是完全同一的.从“道”的观点看,事物都有相同的方面,“万物皆一”.所谓“万物皆一”,即万物从本质上皆同一于“道”.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大宗师》）.“道”是真实而又确凿可信的,然而它又是无作为无形迹的；“道”可以感知却不可以口授,可以领悟却不可以看见；“道”自身就是本,自己就是根,在未出现天地之前,“道”就已经存在；它造就了鬼神,造就了上帝,产生了天,产生了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以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以为深,先于天地存在而不以为久,比上古年长而不以为老.狶韦氏得到它,用来统御天地；伏羲氏得到它,用来调和阴阳；北斗星得到它,永远不会改变方位；太阳和月亮得到它,永远不会停息地运行；堪坏（山神）得到它,用来盘踞昆仑山；冯夷（河神）得到它,用来巡游大江大河；肩吾（山神）得到它,用来驻守泰山；黄帝得到它,用来登上云天；颛顼得到它,用以进驻玄宫；禹强（北海神）得到它,用来立足北极；西王母得到它,用来坐镇少广山,无人知其始终；彭祖得到它,上起有虞氏,下至五霸,活了八百年；傅说得到它,用来辅佐武丁,统辖整个天下,然后乘着东维星,骑着箕尾星,排列在众星的行列里.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知北游》）.东郭子向庄子请教说：“人们所说的道,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庄子说：“大道无所不在.”东郭子曰：“一定得指出具体存在的地方才行.”庄子说：“在蝼蚁之中.”东郭子说：“道怎么会处在这样低下卑微的地方?”庄子说：“在杂草中.”东郭子说：“怎么越发低下了呢?”庄子说：“在瓦块砖头中.”东郭子说：“怎么越来越低下呢?”庄子说：“在屎尿里.”东郭子听后不再吭声了.
“道”是无所不在的.
庄子对于“道”的理解方式,基本上师承老子关于“道”的学说.“道”既是创造世界的
“本原”之“道”,又是生成万物、主宰万物规律之“道,也是主导万物变化和生命运动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道”.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庄子对于“道”的论述,体现了一种并非决定论的决定论,并非独断论的独断论.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缘何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个根本性的无解难题,但老子、庄子却虚拟出一个“强字之”的“道”,以虚假的方式解决了世界本原问题,如同人们虚构出世界的创造者是上帝一样,只不过“道”不具有神性而已.因而,道家的宇宙观,不具有决定论、独断论的形式,却具有决定论、独断论的本质.中国人认为世界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因而,世界的一切存在都同一于“道”,中国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同一”的世界.而这正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早熟,或者称之为未老先衰.
相反,西方人却找不到这样一种无处不在的“道”,除了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替他们以虚假的方式回答了世界本原问题,但只是在宗教领域暂时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从尼采以感性的方式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之后,西方人的宇宙观一直是分裂的,甚至可以说,从西方哲学史来看,西方人充满激情地寻找世界本原而又永远不得其解,他们面对的始终是一个分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