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为《纪念屈原--端午节》的作文.

题目为《纪念屈原--端午节》的作文.
题目为《纪念屈原--端午节》的作文.

题目为《纪念屈原--端午节》的作文.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受人推崇,同时,他还作为一个忠臣和爱国主义者而广泛受人尊敬,历2000年而不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是屈原的纪念日.屈原也是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 1952年开始,总部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每年推举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当年获选的是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理和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中国诗人中推举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最终他们选定了屈原,同年获选的还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以及古巴作家何塞·马蒂.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纪念屈原?
“清廉忠信贤人”之典范
从古至今,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 “贤人”形象,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

对于屈原的研究,始于对屈原价值的探索,这个探索,从战国时期的宋玉就已经开始了.王逸 《楚辞章句·九辩序》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而《九辩》说：“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宋玉悯惜其师之“忠”,“忠”是就屈原的人格而言；宋玉说“贫士失职”,“士”是就屈原的才能而言.简单地说,屈原是一个忠而有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
班固《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是西汉初期人,他除了高度赞扬屈原《离骚》的价值之外,着重强调屈原的“清”,即处污泥之中,而不受污染,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
司马迁继承了刘安的观点,认为屈原“忠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衏顾楚国,系心怀王”,有“存君兴国”之义.同时,司马迁还突出了屈原作为“贤”者的价值：“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强调屈原可周游诸侯,无有不重视者,屈原的资本就是因“彼其材”.
班固《离骚序》不同意刘安把屈原的作品和六经相提并论,但认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屈原本人“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指出,“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虽然对屈原的处世智慧有所质疑,但同样认为屈原是“忠信”之人,是“妙才”.
王逸与屈原有同乡之谊,因此,把屈原的作品《离骚》提到了“经”的地位. 《楚辞章句·九思序》说：“《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一作南郡）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王逸推崇屈原,对屈原的定位,继承了他的前辈的观点,即“清”、“忠”、“贤”.《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从宋玉到王逸,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而“贤人”定位,也使屈原和孔子的“圣人”境界相区别.《白虎通义·圣人》说：“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孔子既有坚守,又通权达变,其境界与屈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生不逢时的政治家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20世纪的某一特定阶段,不少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批判或质疑.但是,屈原却一直为主流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所肯定,当然,这个幸运,也带来了屈原价值的多面性描述.如在“伟大的人民诗人”、“爱国主义诗人”的称号之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屈原被描述为法家,而在1977年以后,屈原则作为政治改革家而常被改革派所提及.
一个是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一个是作为政治家的屈原,该如何评判?胡适先生曾主张抛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来讨论屈原作品的意义,而林庚先生则认为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文学活动是和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林庚先生的观点,更体现了知人论世的观念.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屈原的价值,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而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又是通过他的作品广为人知的.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没有经历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有所创作,他的作品也不会有这么久远的力量.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曾提到,屈原被放逐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哀惜屈原”,“思念屈原”,因此,“因共论述”,“因叙其辞”,“以相教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屈原的高尚行义和奇玮文采,没有对屈原的哀惜和同情,屈原的作品是否能够流传,就是一个未知数.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探究秦国之所以兴、楚国之所以衰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秦国有政治优势.秦国自春秋秦穆公开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秦国的重要岗位,不但向秦国人开放,而且向各诸侯国的人才开放.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访问鲁国,齐景公问孔子说：“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 ”孔子回答说：“秦虽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垒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秦穆公的志大中正,礼贤下士,正是秦国由霸而王的基础.
相较于秦国开放的政治体系而言,楚国的政治体系却是封闭的,楚王重用的都是他的近亲.岳麓书院门口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说的是春秋时期“楚材晋用”的典故.“楚材晋用”,不是说楚国的人才多,而是说楚国的人才不能在楚国发挥作用,只好到外国去了.《离骚》中灵氛为屈原占卜,得出的结论也是应该远行,选择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做出一番事业来.
楚国因为政治上的封闭性,导致优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国得到重用,而且还深受迫害.春秋时期伍子胥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楚平王给太子建娶秦女,因秦女美好,于是占为己有,并因此嫉恨太子建及太子建的太傅伍奢,杀伍奢.又因伍奢二子伍尚、伍员贤,欲杀二人,以绝后患.伍奢、伍尚死,伍员逃亡,伍员即伍子胥.伍子胥逃到吴国后,率吴国军队灭楚,而楚臣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说：“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于是“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楚国因此才能在春秋后期苟延残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