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雄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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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雄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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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沙场的女将军、女扮男妆的出仕者.这里所要叙述的是后两种人.武都氐族人杨大眼妻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领兵的将领.杨大眼仕拓跋魏,历官直阁将军、征虏将军、东荆州将军、武卫将军,屡次出征,与萧梁及荆州少数民族战斗.潘氏武艺高超,善于骑射,自行来到丈夫军中,身着戎装,当厮杀时和丈夫一起与敌军刀剑相交,当游猎时并骑出入丛林.战斗或打猎完毕,回到军营,夫妻同坐幕中,与部下将领、幕客随意交谈,笑声四起,杨大眼有时高兴地指着妻子对众人说：“此潘将军也.”可见夫妻情好之深,当众表现出来,不像后世人忌讳公开表达这种感情.他们生有三个儿子.后来杨大眼出征,潘氏留在洛阳,对丈夫不忠诚,被大眼杀死,与始初的情形迥异(《魏书·杨大眼传》、《北史·杨大眼传》).
洗夫人(约512～602),南朝高凉郡(今广东南部)人,家族世代为越族首领,少年时代就才华出众,协助长辈安抚部众,行军打仗.年长与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冯氏来自北方,这时已四世为太守,但治理仍不合当地民情,号令不行,洗夫人婚后与冯宝共理政事,处理刑狱,告诫洗氏宗族守法,有犯罪的严惩不贷,做到令行禁止.当侯景攻打台城,反对梁武帝时,高州刺史李迁仕伪称援助梁朝,召冯宝会师,洗夫人看出诈情,伪言贡献物资,率
兵袭击李迁仕,与陈霸先(后来的陈武帝)合作取得胜利.冯宝死后,洗夫人理事.陈朝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洗夫人儿子冯仆相助,洗夫人宁肯儿子被害,不从其乱.欧阳纥失败,陈朝因洗夫人功劳,封冯仆为信都侯、平
越中郎将、石龙太守,洗夫人受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朝灭亡,洗夫人统辖广东诸郡,被尊为“圣母”,寻归顺隋朝,封为宋康郡夫人.王仲宣起兵反隋,围攻广州,洗夫人发兵与战,亲自披甲,乘马,护卫隋朝使者裴矩,抚绥四方,隋文帝以她“甚有大功”,封为谯国夫人.洗夫人又上书揭发番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隋朝查实,处理了赵讷,洗夫人奉诏书,奔走十几个州,安抚民众（《隋书·谯国夫人传》、《北史·谯国夫人传》).
平阳公主是第一个领兵打仗获得成功的妇女.她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隋时与柴绍结婚.李渊太原起兵时,平阳公主正在长安,柴绍对公主说：你父亲起兵将要打京师,我应当去出力,但我们一起走走不了,怎么办呢?主很有主意地说：你快点放心走吧,我一个女子好说,自有走的办法.柴绍遂出走太原,公主到了户县,变卖家产招募人马,聚众数百人,树起反隋的旗帜,以响应她父亲.又派人联络当地小股反隋武装,占有户县、周至、武功等地,在军中申明纪律,禁止抢掠,老百姓高兴,很快众达7万,威振关中.隋炀帝的京师留守发兵攻打公主,公主屡次击败他们.李渊领兵渡过黄河,柴绍来迎接公主,公主率领精兵万余人,与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在进军长安时,公主与柴绍各置幕府,继续统兵征战,她的部队称为“娘子军”.她曾驻军于山西平定地方的娘子关,这个地区因此而得名,成为后世的军事重镇.平阳公主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敬重,文人墨客不乏颂咏之作.明人王世贞《娘子关偶成》：“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一）希望当时对瓦剌的斗争中也有平阳公主式的女英雄为国
立功.话说回来,平阳公主每战身着甲胄,或以军鼓指挥战斗,或执剑冲锋在前,大约是积劳的原因,起兵六年后公主亡故.对她的死,李渊极其悲伤,令丧礼加厚,送葬的仪仗队中要有羽葆(华盖)、鼓吹、大路(大辂,大车)、麾幢、虎贲、甲卒、班剑.羽葆是有大功勋的人才可能赐用的,李渊以此酬劳女儿助平天下的功劳,但是太常寺官员提出异议,说鼓吹是军乐,自古以来也没有用在妇人葬礼上的,不能用.李渊坚持原令,并开导说：像公主那样领兵征战,助建国家,古来也没有呀!用鼓吹军乐正合她的身份事绩.葬礼就按李渊的命令进行了(《新唐书·平阳公主传》、《旧唐书·柴绍传》).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与丈夫的结合有一段传说故事.据说她当妓女时,看中穷困的韩世忠,给予资助,使世忠后日得以发挥才能.当宋室南渡,苗傅、刘正彦废高宗立太子赵时,韩世忠领兵进讨,苗傅将在杭州的梁氏及其子韩亮关押起来,寻又封梁氏为安国夫人,派她去招抚世忠,梁氏到军中,帮助世忠继续进兵,促成高宗复辟.随后世忠任浙西制置使,驻守镇江,与金兀术战于黄天荡,梁氏随世忠在军营,当战斗激烈时,亲自击鼓,鼓舞军士斗志和勇气,终于在将士通力奋战下打击了金军.世忠任宁武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开辟楚州,与士兵一同劳作,梁氏亲自织草帘子,以便建造房屋（《宋史·韩世忠传》).梁氏贵为国夫人,从军打仗、生产,不畏劳苦,实有一番作为.她的生活,自会是充实的.秦良玉,四川忠州人,与石砫宣抚使马千乘结婚.石砫是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世袭,秦良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万历年间,明朝出兵攻打贵州播州少数民族,马千乘统帅3000人参加战斗.秦良玉文武俱能,善于骑射,兼通文词,见识高明,很有胆量,而且风度娴雅,见丈夫出
征,另外带领精兵500自备粮草从征,战斗结束,在川南的战功,他们夫妇数第一.马千乘死后,良玉代行其职.天启(1621～1627)时,明朝对辽东后金作战,秦良玉奉调领兵3000进驻山海关参战,以功受二品服,得封诰,又奉命回四川征兵,恰逢奢崇明、樊龙等在重庆、四川反明,秦良玉被委为总兵官,统兵讨叛,取得胜利.在战斗中明朝的官兵怯懦不前,未见敌即先逃遁,却嫉妒秦良玉的战功,秦良玉为此上书,指责那些人“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天启皇帝因而令文武大吏以礼对待秦良玉,不要因她是少数民族的土司而歧视她.
崇祯三年(1630),明朝因后金占据永平等城,又诏秦良玉率师勤王,良玉捐家产助明朝,进京,受崇祯帝召见.后金军退出永平,良玉返川,参加对农民军的战争.川抚邵捷春不懂军事,良玉知道在他指挥下要吃败仗,但无力改变
他的军事部署,结果在一次战斗中三万人被张献忠打得全军覆没.秦良玉提出招兵二万,一半由自家供给的建议,未被采纳,遂回石砫坚守,后以年老病死.良玉统兵,号令严明,军纪严肃,其部在乡间称为“白杆兵”,很有战
斗力（《明史·秦良玉传》).女将军之外,现在来看女扮男装的出仕者.
南朝时,浙江东阳女子娄逞,穿上男性服装诈称男子,她会下围棋,识字,能讲解书籍,凭借这些本事与官员交游,当官,做到扬州议曹从事.在这里,女儿身的真情被人发现,宋明帝刘撤掉她的官职,强令她返回原籍.娄逞没有
办法,只有穿上女子服装离去,临行时叹惜地说：像我这样有能力,却不能跟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活动,现在只好回家当老太婆去了,实在可惜呀（《南史·崔慧景传附传》）!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属下官员张
死了,其妻冒充是张詧的弟弟,接着做官,最后出任御史大夫.五代时蜀国女子黄崇嘏,改着男装,伪称为男人,也进入仕途,摄理司户参军,办事明快而有条理,又能作诗,受蜀相周庠的赏识,要把女儿嫁给她,她才暴露身份,被迫离开政府,回到临邛.
女子领兵和出仕的事实,向人们表明：第一,女子不甘心做家庭和丈夫的奴仆、生孩子的工具,要求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打入仕途,管理国家大事,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但是封建时代别内外的原则,不许“牝鸡司晨”的教条,把女子禁锢在家庭中、闺阁内,不许她们步入社会,进入官场.这就迫使一些有强烈斗争心并有才华的女子想方设法走向社会,女扮男妆的怪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她们的这一行动,竟被视为“人妖”,是不祥的兆头（《南史》).那些女将军的出现,是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男子被迫不得不允许,是例外,战争一结束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从平阳公主的葬仪之争上看,男子歧视女子,不承认她们的功绩.
第二,女将军的战绩表明,女子聪明才智不让于男人,即使需要大智大勇的战争场合的要求,女子也完全能够胜任.洗夫人、平阳公主、秦良玉的才智,读者必会早有印象：绝不下于她们的丈夫.其实柴绍也是能人,《旧唐书》说他“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他去太原找李渊,路遇李建成,分析形势,急往太原,后在统一战争中立功,表现得很有智能,由此更可知平阳公主的能耐之大了.秦良玉敢于蔑视那些无能的明军将领,就在于她有勇有谋,智能在须眉之上.
第三,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女将领多,说明那时这些少数民族对妇女的压抑相对汉族少一些,尚能部分地允许女子表现自己才能.封建时代歧视妇女的才能,认为她们愚昧,见识少,所谓“长头发,短见识”.上述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女子的智慧、才能和男子是一样的,其实,根本的问题倒是社会对待男女不一样.由于男尊女卑,不允许女子发挥才能,说她们智能低下,不过是为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进行社会实践提高的.但是女子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事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权利,以至处理家庭外部事务的权利,因而聪明才智得不到提高,在一些方面笨拙无力,这不能责怪女性自身,它应当由压抑女性的社会制度来负责.不明究竟,反而倒果为因,污蔑女子低能,更加说明那种社会制度要不得,应当彻底改造,使女子的创造力得以发挥,从而促进社会发
扮男装——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与北朝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不同,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之妻,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本文在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社会风尚的原因、过程,并进而分析图像和文字背后所隐含的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在中国古代的性别意识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院内、宫内,象北朝时期的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非常举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形,因此,一曲《木兰歌》,被千古传诵.
然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宫人骑马者,依齐、周旧制,多著羃离.永徽（650-655）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684-704）,帷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705）,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开元初（713）,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天宝中（742-756）〕,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舆服志》）可见,这一社会风俗从宫廷中开始,宫廷侍女由戴胡帽,乘马露髻驰骋,到穿男子衣,着男子靴.影响所及,天宝时已是内外士女,都可以穿男子的服装了.
这种社会风尚,在五十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唐墓考古发掘品中形象地展现出来.据笔者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载（745）的苏思勗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诚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墓葬中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墓室中的女扮男装形象,是唐朝前半期妇女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而且,考古发现更加丰富了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所得的认识：1）从太宗贞观末期开始,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说明那时女子已着男子装,并乘马驰骋；2）在一个墓葬的侍女形象中,女扮男装的形象越到盛唐时期所占的比例越大,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流尚所趋,但天宝以后,这一现象立刻消失；3）女扮男装的形象,不仅见于唐朝京师长安所在的西安出土的唐墓中,也见于山西万荣、宁夏固原和新疆吐鲁番唐墓中,说明这种风尚广泛流行于唐朝社会当中.从墓主人的身份看,太子、公主、王公贵戚到胡人首领、隐士等各阶层都有,说明这种形象受到广泛的喜好；4）墓葬壁画和石椁线刻图表现的是男装侍女的宫中形象,从她们所处的位置和手中所捧的团扇、诗卷、包裹来看,应即《唐六典》所记的女性官员——宫官（六尚、六司、六典）的形象.5）与壁画和线刻画有所不同,陶俑中的骑马俑,则更能说明盛唐妇女的外部形象,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和同类形象的男俑没有多少区别.
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前人已经指出的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受胡化影响、皇族有胡人血统、尚武风气等都有关系.从这种风气开始的贞观时期所发生的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来看,贞观初身着胡服的粟特男女大量进入中国,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朝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传说武则天在襁褓中时,就衣男子服,有天子相；太平公主也曾作武官装束,参加内宴.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
从总体上看,唐朝前期的社会选择,并不象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我们只要把唐朝前期这些女扮男装的图像,拿来和汉魏时期的最为流行的“贞妃烈妇”图或唐代以后闺门之内的妇女形象相比,就可以凸显出盛唐女子的社会风貌.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盛唐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区分当然是无法泯灭的.因此,当时的女性在展现外部形象时,有时是用男性服装来改变自己的女性特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墓葬中都绘制有女扮男装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唐时代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不论是长安宫廷的妇女,还是边州吐鲁番地区的大女,她们本身恐怕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意识.
唐朝中晚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像才女李季兰、鱼玄机,无法充分舒展自己的才华,只能出家入道,或当情人,前者因为被迫写诗赞颂反叛唐朝的朱泚而被皇帝杖杀；后者则只能看着新进士的题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