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好汉为什么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

108好汉为什么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
108好汉为什么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

108好汉为什么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编的《水浒争鸣》第四、第五辑上,连续发表了四位山东作者写的《水浒》历史、地理背景探讨文章,即山东《牡丹》编辑部朱希江、周谦写的《‘水浒’文史辨析》,山东梁山县一中王衍用、王学真写的《北宋梁山地区地理环境探考------兼论宋江据梁山地区的可能性》（以下简称朱周文及王文）.这两篇文章共同的特点是从八百里梁山水泊复杂险要的地理位置,说明“它是反抗者铤而走险的理想依托”（朱周文）,从而推导出梁山地区（甚至于说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虽然文章中也多次说是“可能”,但实际是在说梁山地区（或梁山）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水浒》本是一部反映北宋时期农民斗争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虚构.即可虚构,那么对《水浒》里梁山好汉是否以梁山为根据地这个问题,就毫无必要去探考,更没有必要为此打笔墨官司.既然朱周文中说“探讨《水浒》所描写的梁山泊宋江起义与历史真实的联系与差异,探讨古典文学反映生活的规律,这对于解决《水浒》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乃至正确理解文史间的辨证关系,或许是有裨益的”.既是如此,那么,我也愿意对超出《水浒》本体研究范围的问题------梁山地区是否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这个问题费一些笔墨,愿与朱希江、王衍用等四位探讨,以求教正.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记载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云：“（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樱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卷第一百一十《侯蒙传》亦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等等,这是正史的部分记载.宋人所撰野史中也述及宋江起义事.如李《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抚山东盗宋江”；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方勺《泊宅编》卷五云：“宣和二年……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另外在《三朝北盟会编》、《林泉野记》、《青溪寇轨》、《东都事略》、《王师心墓志铭》及《王登墓志铭》等史料中也都有宋江事记载.史料虽说零零星星,综而观之,我们可以理出这么个头绪：宣和元年（或在此之前）,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于河、朔（即黄河以北,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阿,河南睢县、柏城以东地区及江苏的西北部地区）,宣和三年二月,在楚、海州（即今淮南及江苏东海）被海州知府张叔夜派伏兵袭败,宋江投降.宋江义军在这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他们时而在淮南,时而在山东,时而“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时而又“出入青、齐、单、濮间”,“转掠十郡”,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宋江起义军是一支不曾建立任何根据地的、流动作战的游击部队.如果像《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就叫“根据地”（王文中借用此说）,这就恰恰说明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因为宋江义军“转掠十郡”,而不是“长期地”“据以”这个地方,既不可能“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又何能称为根据地呢?
　　既是如此,四位山东作者的论文又是怎样来论证梁山地区或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关于这一点,王文可说是论述的再详细不过了.王文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故此,王文最后一节明确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象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樱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王文说：“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朱周文）.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又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但四位山东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面,而这有利的一面恰恰又产生了这不利的一面.首先是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中载：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起义群众一次被杀就有五百余人.官军的严密防范、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就逼使宋江义军无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陆纵横,相互为用,既然“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战略性的军事要地”也就必然为官军所用.因为这些军事上的有利之处,也可以说是官军在军事上的有利之处.“梁山泊多盗”这是历史真实,而累次起义都迅速被镇压下去这也是事实,这就充分说明：梁山泊不是义军理想的依托.如果说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据地的话,史实上的宋江起义就没有必要到处转移.再说梁山泊沟通黄河、运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难守之势.四位山东作者说梁山泊水势浩大,情况复杂,官兵一般不敢进入,而且又可借助险要的梁山负隅抵抗,但是请不要忘记宋代的造船业是相当发达的.《水浒》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特别是高太尉讨伐梁山时,请叶春设计建造的大海鳅及小海鳅战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树百人,外用竹疤遮护,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树立弩机,官并凭借这些战船在泊中就可畅通无阻,更何况北宋时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火药的火药局,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武器------火箭.《水浒》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轰天雷凌振打梁山时就用了三种火炮：风火炮、金轮炮及子母炮.吴用以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的到城边.”谁知凌振只放了三炮,“两个打到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使“众头领尽皆失色”,可见其射程之远.从书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据王文提供的资料：梁山寨仅只是个197.9米高,占地仅3.54平方公里的矮小孤山,朝廷官军利用其巨大战船及其火炮攻击,宋江义军在梁山之上是难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险要之处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就难以成为某一方面的根据地,加上交通一便利,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就难上加难.从古今事实看,某一地区要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先决条件是交通一定闭塞,是敌方守备的薄弱环节.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如此,陕北延安根据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范的重点地区,交通又极为便利,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备矣.朱周文在这一部分,以先立论,后驳论的论证方法来确立自己的观点的.在立论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的一段记述为依据,然后用推理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推导出结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理”,还是推不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朱周文认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嵽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请注意文中的“闻”字,闻者,听说也,听说之事怎能信以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也是闻“篙师”所言.篙师者,船工也.“篙师渔夫世代生活与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见解,“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今阳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阳岗,立有“武松打虎处”碑,阳谷县十字街首有“狮子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了?!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现在梁山黑风口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欢假事真做,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何以见得呢?朱周文在引用这段“可信”的“材料”时,省略了两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号文字为：“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本是陈泰为其《江南曲》所写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再说朱周文在驳论部分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因为“这是属于文艺作品,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范畴的东西.”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既是如此,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 ,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朱周文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朱周文的这个立论观点站不住脚,其他三个方面也就无理可推了.朱周文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根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朱周文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与山东梁山水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水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根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根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出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根据地呢?“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朱周文的第三个推论.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传》后,明确指出：“这位资政学士的招安建议获皇帝的赞许,接着便派他去东平府（亦称郓州）上任,干什么去呢?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东平府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实的.说其武断,一是皇上派他去知东平府“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传》中没有这个意思；二是东平府一度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的驻所,东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级别,辖六县,而东平府一带,又是“多盗贼”地区,为了京都的安全,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宋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此地官吏人选,派侯蒙这个资政学士去知东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属于正常调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说法：因侯蒙调东平府,东平府又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
　　朱周文在驳论部分的有些理由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比如朱周文说：“有人以《宋史》没有明确记载而否定宋江起义在梁山泊,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完全站的住脚.我们论证历史事实是绝对离不开史料的,不以史料为依据,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无法论证.“《宋史》中没有专门记载过宋江等人的活动”（朱周文）,这是事实.如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我们今天也就无须商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侯蒙传》、《张树夜传》和《徽宗本纪》及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间接找到宋江起义大概的轮廓：宋江起义,自始至终没有建立名号；而其战略方针是流动作战,不曾建立根据地,也不曾有过较为固定的临时战略驻地,随战事情况而四处奔走,故而被官军污蔑为某一地区的“盗”“贼”.宣和元年,活跃在京东西路,先被称为“河北贼”（《王师心墓志铭》）,后又称为“京东贼”（《王登墓志铭》）,“山东盗”（《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二年又向东流动到京东东路,《青溪寇轨》、《泊宅编》中又称其为“京东盗”.由于宋江等人用游击战术,对付强大却又十分分散的官军,取得了节节胜利,造成“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影响,朝廷于是派曾孝蕴镇压,逼使宋江义军向沂州运动,又遭到沂州知州蒋园的围剿,宣和三年初,宋江义军又从沂州转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北）,又被称为“淮南盗”（《宋史》、《京都事略》）,后来又向东挺进沐阳,又遭县尉王师心的阻击,最后在海州为张叔夜所擒.从以上大概轮廓看,宋江义军经常转移,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如象朱周文所言,梁山泊“可以险而居”,那又何必要经常转移呢?《宋史》等史料,没有一处提到宋江义军占据梁山泊,我认为这就是铁证.
　　又如,朱周文在批驳有人断言宋江起义发生在太行山时,一方面指责说：“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另一方面自己又吧元人陆友《提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写的内容当成史料,说成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事在梁山泊的材料”；一方面说“史料上有宋江等占据梁山泊的确凿记载”；另一方面又不能举出“确凿记载”,虽举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一句,又把原文“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改为“宋政和中,宋江结寨于梁山泊”.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确是较有权威的历史考证专著,然而对宋江结寨梁山泊,前人史料中找不出依据,顾祖禹写下这句,又不做注释,不能不使人生疑.
　　朱周文还化了好大力气,列表说明历史人物活动抵御情况.我以为余嘉锡、王利器二位老先生的这些考证,主要是说明《水浒》“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自己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过合理加工,压缩到宣和三几年间,突出地刻画了若干个别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绘了若干个别形象的性格,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去歌颂和发扬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趋向”的（王利器先生《“水浒”的真人真事》）.而不是用来证实宋江起事在何处的.再说就是从朱周文中列举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范围来看,也无法统一到梁山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