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

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
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

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而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在公元一千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论断,就“李约瑟之谜”给出了一个典范性的解释模式,但是,他们的解释也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就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印度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并与残暴的殖民主义统治相联系.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以及掠夺自然、殖民地统治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也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则是伴随着195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辟、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新中国的发展,以及19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创新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条以农业为基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互相协调、促进发展的道路,既接续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推崇的“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之路”（斯密认为这条道路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中断）,更是对人类现代发展方式的创新.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通过掠夺殖民地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是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因此,当代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劳动力的“质”而非“量”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不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主要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而且,这种质的优越性与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与以农业和民生为本的发展方式分不开.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使中国能够创造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然与只能用贫民窟和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逻辑完全不同.[3]而本书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十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贯通“内陆欧亚”的北方贸易体系,以及以琉球为核心、联系西洋、东洋和南洋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十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和银元,更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供给,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魏源早就深刻指出：“人知中国之银出漏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而近数百年间,粮钱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而得之?”“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去”,“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变”.因此,魏源倡仪：中国欲求富强,必先从国家自铸货币,驱逐西方银元始[4].而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康有为更首倡“废两改元”,即废除银两,改行国家铸造、发行的银元为主权货币[5].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和银元而发行国家货币――法币,但是,法币的发行由于没有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农业经济的支撑,也难以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故不得不以外币为“准备金”,法币发行,既与英镑汇率挂钩,又以美国的“银本位制”为基础,这种在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币制设计,却因独将日本排除在外,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借口.法币发行,终至194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而陷入崩溃.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财政组织、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被列宁称为“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6]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圣贤”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圣贤”,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贤达”,而不是治理者,这就是他所谓：从造就治理者的角度看,儒家学说之于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象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蹙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是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7]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其实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宋江者,郓城县押司也,负责案卷的起草和管理,是个公职人员,属于叶适所说的“公人世界”里面的人物.这个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自小为吏,结识英雄辈”.不过,宋江这级干部,在宋代是没有国家正式工资的,虽然经过王安石、苏辙等人的呼吁[8],朝廷六部里的胥吏（即叶适所谓“最为骄横者”）算是有了工资,但地方州县还是基本没有,――这不是因为财政困难发不出去,而是由于胥吏所担任的工作牵扯千家万户、人命关天,搞钱是根本不困难的.王安石批评士大夫出身的官员没有真本身,如此才放任了胥吏,而他的政治对立面司马光,则把批判矛头主要对准了胥吏,司马光以为胥吏“以啖民为生”,此所谓“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也”,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骄横而激发民怨、民变者,即是基层的事务员.如宋江这种人,由于没有正常收入,又没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要通过包揽诉讼大发横财,他那个“及时雨”的称号,也就是靠着“仗义疏财”获得的,而宋江尽管并不是柴进那种天皇贵胄,可他倒是比柴大官人还出手大方,宋江钱从何来呢?――比如他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晁盖赶紧逃跑,后者马上就让刘唐拿一百两黄金酬谢他,可见,宋江已经到了不必索贿,而是有人感激涕零给他送黄金、称他为“及时雨”的地步,这个人代表了胥吏阶级的最高境界.而宋江这种人成为国家行政的基石,掌握了真正的“事权”,这说明宋代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能力下降到何等程度.叶适说：如果士大夫出身的官员不能干事,不愿干事、不会干事,那就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胥吏胡作非为、什么事都敢干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正是“平日袖手看文件”的朱熹,造就了官场上黑白通吃的“江湖老大”宋公明.而既然没有一套培养、选拔、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办法,于是官员的进退自然没有什么切实标准可依,那么官员要升迁,除了奔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既然儒家培养士大夫的标准如此脱离治国理政之实际,那么标准越多、条文越细,就越不能执行,唯一的结果是行政变成了文牍,变成了以开会落实开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实际上,是连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给了胥吏.官员忙于奔走,更把基层的实际事务交给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办,这样官员等于浮在上面,于是一切都成为表面文章,胥吏成为操持地方的黑社会势力,而国家没有了他们却竟然无法在基层办事.――宋代对外不能抗击辽金,对内不能制止社会陷入无政府的江湖状态,即使它经济和商业搞得即使再好,也难以避免亡国的命运,我们所谓“弱宋”,也就是指其国家能力的衰弱.对于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叶适更曾有别开生面的总结,他在《民事》篇中这样说：即使王安石成功将士大夫阶级改造成有富国强兵真本事的“边才”和“吏才”,即使他能解决宋王朝国家能力下降的问题,但王安石的办法,却不能应对和解决宋王朝内部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的方案足以“强国”,但却不足以“安民”.因为王安石所谓的有富国强兵能力的“人才”,与士大夫阶级一样,同是精英阶级,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有能力的精英,而后者乃是袖手空谈的精英,而在脱离基层老百姓这一点上,他们则是相同的.叶适以为：王安石理想中的“专家型人才”乃是“干大事”的,而基层社会和普遍百姓面对的却是日常小事.而今天我们不也常说：“老百姓的事无小事”、“百姓的事情大如天”吗?实际上,确如叶适当年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老百姓的事”却主要便是“小事”、“细事”和“碎事”,对老百姓来说,“富国强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娃娃上学、老人看病、家长里短,乃至谁比谁多拿了五十文大钱这种“分配不公”；而以专家决策为主体的科层制度,在制定规划、举全民之力“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它所针对的,却并非邻里打架酿成的“群体事件”,更容易忽略“五十文大钱的差别”造成的基层“分配不公”,忽视恰是这种小小的“不公”,乃是酿成“社会戾气上升”之根源.重读叶适的文章,我们不禁要感喟：以精英、专家为主体的“民主决策”之“先天不足”,实际也便在于此,即在于处理“细事”、“小事”、“碎事”方面的捉襟见肘.而当年的叶适,只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虚飘渺的“三代之治”上,他以为“三代之治官非官”,即那时的“官”,只不过是立足于井田制上的基层民众召集人和跑腿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基层群众领袖而已,其作用就在调解和解决基层社会共同体中的小事和碎事；而后世的官员,最优秀者是有治国理政本事的专家,其余则为袖手清谈的混混,等而下之则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贵族与豪族,指望他们深入基层,为老百姓解决“细事”,那是不可能的,所谓“古者君与民为一体,后世君与民为二本”,[9]叶适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的死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经济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而历代统治者想出来的办法,竟是主张放弃基层,并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即他认为：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