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的意义

儒家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的意义
儒家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的意义

儒家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的意义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散文是其思想的主要载体.儒家散文以文、史、哲相融的形态,以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的体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三代文化发展的结果.它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一直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给了中国文学发展以强大的内在生命力,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而代代传承、不断发展的辉煌的民族文学.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每当文学步入片面追求惟美歧途时,便有“复古”思潮的兴起,以恢复儒学来起衰振弊；每当受到其它思想或外域文化冲击时,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往往也能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兼容性,来吸收其它思想文化的优秀新质,以适应新的文学发展趋势.至于从二十世纪初起,中国古代文学全面衰微,这是社会形态大变革的必然.尽管如此,儒家散文的影响始终存在,因为它的许多优质是超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新的文学建设必须吸收它才能蓬勃发展.
　　儒家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期士阶层中的一个主要学派,儒学是王官文化沦落、士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儒学创始人孔子比任何学派都尊重古代文化,他对三代古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儒家并没有隔断历史传统,在三代尤其是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仁政”的思想,顺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地主阶级兴起、思想解放、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给当时的社会提供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精神财富.儒家的最高人生追求是济天下,主张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立足于现实,以敏锐的观察与理性的分析,关注形形色色的现实人生,儒家散文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奠定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基础.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探究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向及趋势,来寻找治理世道的规律与方法,由他修订的《春秋》,就体现了这种意识.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它开创了中国史书的基本形式,开了中国成系统的历史散文的先河.孔子著《春秋》前,曾有过各诸侯国的国史——“百国春秋”,孔子的《春秋》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孔子说的“属辞比事”.（《礼记·经解》引）“比事”,就是把事件按时间顺序严格加以编排,但与“百国春秋”的根本区别在于孔子在“比事”中有自己的“义例”,也就是贯通全篇的“礼义”.主旨是维护周礼,代周天子褒善贬恶,尤其对僭越违礼者进行舆论上的诛伐,从而体现仁德治国永固大一统的儒家王道.“属辞”,就是遣词造句.《春秋》属辞的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就是说《春秋》言辞少而意义显豁,记的虽是史事却含着深刻的道理,表述婉转有章法,书尽其事,无所污曲.简洁的语言中隐寓褒贬,有“微言大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语言凝练、平浅,比起《尚书》古奥的语言有很大进步,摆脱了诰语的“佶屈聱牙”,创造出一种平实、浅显、含蓄、准确的书面语,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的贡献.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例,但首创难工,继它之后不久出现的《左传》,才是儒家一部史实详备、富有文采、基本成熟的编年体史著.《左传》作者不满足《春秋》那种对历史事件作简单的陈述,他要以富赡而有趣的史事,各种人物生动而详细的历史活动,来充分而生动地展示那段激烈动荡的春秋史,为中国文学园地增添众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叙事方法上,《左传》有顺叙、倒叙、类叙、次叙、断续叙、牵连叙等,这样,实际上就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使人物的刻画有了传记的意味.作者善于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把材料组织编排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并用那支生花妙笔,把看似平淡的事件,也描写出紧张曲折的情节来,用生动的故事代替简单枯燥的事件概述.为了把事件的经过写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富有戏剧性,作者采用了历史传说、民谣故事、神话逸闻,甚至加进了自己的想像与虚构,把似乎无奇的人物也能写得富有传奇色彩.《左传》的记言,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作者善于以生动的具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善于以准确、精炼的叙述人的语言,来表述纷繁复杂的事变,来表达作者自己深刻、细腻的感情.《左传》中的“记言”,最为精彩的是行人的辞令.那些外交谈吐、政事议论、谏劝言辞,委婉有力,在彬彬有礼的形式下,带有极强的“杀伤力”.语言充满了智慧,善于揣摩对方心理而发论,巧于以语言进行“心战”,显示了行人各自的个性风采.从《左传》开始,中国的史传中有了作者的专论,它加重了文章的感情色彩,为后代史传褒贬人物、抒发作者感情创立了新形式.儒家历史散文以《春秋》为肇端,以《左传》为成熟,把中国文学的叙事、记言和写人的艺术技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讲,儒家历史散文不仅是后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源头,也是中国后世文章之祖.
　　孔子不仅是中国成体系的历史散文的开山祖,也是儒家哲理散文的开创者.其弟子门人及后学主要辑其言谈而成的《论语》,标志着儒家哲理散文的诞生.从《论语》语录体到《孟子》的对话体、《荀子》的专题论体,标志着中国议论文的逐渐成熟.在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正是这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济世救民的箴言,不仅反映了儒家的思想,同时也显现了儒者、仁者、贤者、圣者的音容笑貌和风度气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的容止,执着好学、学而不厌的学者的风范,刚烈、正直的志士的节操……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揭示得异常深刻,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仁义”说教,而是清晰地看到一个古道热肠、具有独立人格、超凡脱俗的君子形象.儒家关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这完全是从争取民心着眼的,最终落实到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建立和谐的大一统社会.君位的得失,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它对中国后世文学强调具备社会功能的特征影响极大.
　　儒家散文常寓情于叙事,以史实阐明道理,以形象说明玄奥,熔诗人的激情、史家的渊博、哲人的睿智于一炉,是文、史、哲的完美统一,把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方式——认知、评价、审美集于一身.认知多为史实的介绍；评价主要表现为道德的评判；审美主要表现为语言艺术的展示.认知求真,评价求善,审美求美,儒家散文是真、善、美结合的产物.真善美构成了儒家哲学思想、史学意识、文学审美观念的共同内核,贯穿于儒家散文的创作过程之中,成为它的显著特质.这一特质决定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支配了中国文学基本发展的趋向.儒家散文兼具说理、叙事、抒情的体式及传统,一直为后世中国散文所继承,并孕育了中国早期的抒情性散文.儒家散文常赋予思想以一定的形象形式,所以叙述与抒情成了议论的基础,比喻、寓言等形式成了重要的表述手段.寓言不是小说,但寓言也进行艺术想像与虚构,展开生动的叙述与传神的描绘,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相应的性格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散文中的寓言成为后世小说的滥觞.
　　总之,儒家散文不论从创作体例、创作思想,还是从创作方法上,都对中国后世文学有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