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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来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在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t）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他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
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
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
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
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于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1）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这一点,深刻启发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借助解构,展开了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等级的拆解,在父权社会中,菲勒斯（phallus）（指的是阴茎的图像,它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是这个性别等级制的第一原则与先验能指,它代表着完整、一致和单纯.菲勒斯中心主义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的男/女二元对立项,阳/阴,理性/疯狂,坚强/软弱,有序/无序等,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无不以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由此,菲勒斯以绝对的差别构造出自身的权威地位,但是,正如解构所提示的,任何一项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另一项,男性之为男性必须借助女性这个“他者”来说明.这个女性是异已的,外在的,然而没有它,男性又无从定义其自身,“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必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内在之物,疏离之物也是切近之物.”（2）换言之,绝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存在,女性是男性的组成部分,是男性需要贬抑、排斥的,而这恰恰证明所谓的女性气质内在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组完全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是维护菲勒斯霸权之需.
后殖民主义则立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力图揭示出西方/东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中“东方”怎样被定义,发明,怎样被西方他者化,成为说明、验证西方进步、优越的一个负项,从而构筑起西方与东方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目的并不是简单互换西方与东方的等级位置,重弹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老调,而是要防止落入种族中心论、民族本质论的窠臼,将西方/东方此类概念、二元对立项的出现置诸于过去三百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揭露此类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关系.
因此,解构并不只是对文本无穷无尽的拆解,纸面上“无底的游戏”.虽然美国的解构批评――例如耶鲁四人帮――走的正是这条路子,但是,解构要更有意义,发挥更大的效用,它就必然是政治性的：“我想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解构的责任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3）这也就是伊格尔顿在他那本精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解构所作的评价：“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籍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4） 注释： （1）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4—1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4）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