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文章文体内容的分析(赏析)!不是翻译,是赏析....比如说文章分几大段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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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文章文体内容的分析(赏析)!
不是翻译,是赏析....比如说文章分几大段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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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诗文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的问题）?（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人们）爱他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书本上的字句）向老师学习,有的（大道理的疑难）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是）明白（事理）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受（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背景：《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於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覆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师说》译文
{唐}韩愈
（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①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译文：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真理,讲习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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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译文
{唐}韩愈
（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①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译文：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真理,讲习学业,解释疑难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难呢 有了疑难而不向老师求教,那些疑难就始终无法解决了.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真理和知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真理和知识比我早,我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向他们)学习的是真理和知识,哪管他们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 因此不管地位贵贱,不管年纪大小,真理和知识在哪里,老师也就在哪里.
①〔庸知〕哪管.庸,岂,哪;知,识别.
（二）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译文：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难问题也就难了!古时候的圣人,他们(的才智)超过一般人远得很哪,尚且从师而求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也很远,却以从师求学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其原因不都是出在这里吗!(人们)疼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教育他;但对于自己,就以拜师学习为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念书,告诉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的老师.读书不会断句,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在这两事中,)前者去请教老师,后者却不去,学了小的,丢了大的,我看不出(这种人)是高明的.巫师,医生,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说到"老师""弟子"这样的话,就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幺笑),他们就说:"那个人与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不相上下,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十分羞耻,以地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似于奉承巴结."唉!从师而学的风尚之不能恢复就可想而知了.巫师,医生,乐师和各种工匠,是士大夫们看不起的,如今士大夫的智能反而比不上(这些人),这不真是奇怪的事情幺!
（三）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学习.而郯子这些人,他们不如孔子贤能.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有才智,(只不过)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能各有专长罢了.
李家的孩子名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和它的传文,全都学习过.他不受时俗风气的限制,向我来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求师的正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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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於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覆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师说》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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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於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覆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师说》译文
{唐}韩愈
（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①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译文：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真理,讲习学业,解释疑难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的,谁能没有疑难呢 有了疑难而不向老师求教,那些疑难就始终无法解决了.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真理和知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真理和知识比我早,我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向他们)学习的是真理和知识,哪管他们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 因此不管地位贵贱,不管年纪大小,真理和知识在哪里,老师也就在哪里.
①〔庸知〕哪管.庸,岂,哪;知,识别.
（二）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译文：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难问题也就难了!古时候的圣人,他们(的才智)超过一般人远得很哪,尚且从师而求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也很远,却以从师求学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其原因不都是出在这里吗!(人们)疼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教育他;但对于自己,就以拜师学习为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念书,告诉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的老师.读书不会断句,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在这两事中,)前者去请教老师,后者却不去,学了小的,丢了大的,我看不出(这种人)是高明的.巫师,医生,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说到"老师""弟子"这样的话,就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幺笑),他们就说:"那个人与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不相上下,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十分羞耻,以地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似于奉承巴结."唉!从师而学的风尚之不能恢复就可想而知了.巫师,医生,乐师和各种工匠,是士大夫们看不起的,如今士大夫的智能反而比不上(这些人),这不真是奇怪的事情幺!
（三）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学习.而郯子这些人,他们不如孔子贤能.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有才智,(只不过)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能各有专长罢了.
李家的孩子名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和它的传文,全都学习过.他不受时俗风气的限制,向我来学习.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求师的正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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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鉴赏（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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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鉴赏（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三十五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作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一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二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第三段），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第四段），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五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像，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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