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是否不被承认为正史?为什么?如果是正史，那为什么现在还要修清史呢？

《清史稿》是否不被承认为正史?为什么?如果是正史，那为什么现在还要修清史呢？
《清史稿》是否不被承认为正史?为什么?
如果是正史，那为什么现在还要修清史呢？

《清史稿》是否不被承认为正史?为什么?如果是正史，那为什么现在还要修清史呢？
清史稿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是

1、正史也是带有倾向性的。
2、我国历代有后续朝代替前朝修史的传统。宋史由元修，元史由明修，明史由清修。能为前朝修史，证明是后续的合法政府。所以现在政府要修《清史》，是证明现在的政府是继前一个全国性政府后的，又一个受法律、伦理、社会承认的全国性合法政府。
3、《清史稿》的作者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尊重史实。
只想到了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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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史也是带有倾向性的。
2、我国历代有后续朝代替前朝修史的传统。宋史由元修，元史由明修，明史由清修。能为前朝修史，证明是后续的合法政府。所以现在政府要修《清史》，是证明现在的政府是继前一个全国性政府后的，又一个受法律、伦理、社会承认的全国性合法政府。
3、《清史稿》的作者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尊重史实。
只想到了三点……

收起

是正史阿

yukil

当然不是正史
所谓24史里是没有清史稿的
即便是所谓25史也是增加了一个“新元史”
而清史稿
连作者自己都说不是——赵尔巽在《发刊缀 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