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筝的说明文,越生动的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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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转．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嬴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父子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可以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对比的意义,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么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汉·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我们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符合正统礼器的标准.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假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弦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通雅》在筝下注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当然,《通雅》还在筑下注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原来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 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因此,筝的起源至今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