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

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
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

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补充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 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 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后果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贝克尔（Jasper 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
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大跃进”灾难及其主观原因
文章作者：[思闻]
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大跃进灾难作出的结论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但未列出具体数据资料。
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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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灾难及其主观原因
文章作者：[思闻]
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大跃进灾难作出的结论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但未列出具体数据资料。
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全过程。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以下简称《回顾》）一书，则以大量数据，文件，领导人讲话等为基础，对当时党中央在主观方面的失误作了具体分析。
58年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虽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而且，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却是未经调查研究，未经试点而轻率发动的。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决议》）
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从主观错误方面来说，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中央原定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但由于“大跃进”是以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开路的，谁把指标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标越报越高。
高指标无法达到，就只好浮夸虚报“放卫星”。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
各地的虚报和中央的指标形成了恶性循环。既然亩产量那么容易大幅度提高，中央的指标当然越改越高，到12月初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58年粮食产量就宣布为“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了。
58年粮食虽然较前年有所增长，但经后来核实，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而中央却按6000－7000亿斤的产量进行征购。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回顾》，第714页）
二是大炼钢铁的过高指标挤压农业。到58年7月底，全国累计产钢仅380万多吨，比当年1100万吨指标相比，还差700多万吨。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就决定发动全党全民办钢铁。（《回顾》，第702页）投入全民炼钢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以上，结果“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使很多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品没有收回来，丰产没有丰收。”（《回顾》，第714页）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方面是“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回顾》，第714页）。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61年农民平均年消费仅为68元，但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48.89元。当时农民家底薄，币值高，被平调走那么多财富，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股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摧残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大量宰杀，农具大量损坏，营养性疾病严重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产量一减再减。”（《回顾》，第765页）
四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在会后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对党造成极大损伤；又在经济上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和多种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回顾》，第884页）
薄一波在《回顾》中，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程度和原因，比《决议》中要具体些，但对3年中的死亡人数仍是说得间接而含蓄。下面是两段相关的原文：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回顾》，第714页）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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