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为什么被我们批判的形而上学仍然存在着

求问为什么被我们批判的形而上学仍然存在着
求问为什么被我们批判的形而上学仍然存在着

求问为什么被我们批判的形而上学仍然存在着
但这种传统研究在现代哲学中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谴责.在欧洲大陆哲学家中,海德格尔以提出形而上学问题的发问者的身份把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置于“此在”(Dasein) 的视野之中,这样就抽去了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不同的“此在”对相同的形而上学问题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此不同,英美哲学家则以相反的思想倾向表明,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在于关于世界及其本质的看法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形而上学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说,是以违反语言的逻辑句法的形式提出的无意义的问题.这样,一旦澄清了这种命题的逻辑形式,我们就会看到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就消失了.
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认为,整个当代哲学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同反应的结果,或者是赞成,如欧洲大陆哲学中的现象学、存在哲学等,或者是反对,如英美哲学中的分析哲学.但这其实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因为欧洲大陆哲学并不是简单地赞成形而上学,如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而英美分析哲学也并不是完全否定形而上学,如斯特劳森的修正的形而上学.当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恰恰表明,形而上学在当代哲学中始终没有被哲学家们所遗忘,相反,对形而上学的关注倒是成为哲学家认识语言现象普遍性和探讨思维逻辑结构的最后根基.
从当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浓厚兴趣中,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形而上学复兴中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他认为,形而上学应当被划入不可说的领域,并为这个领域确定了范围及其在我们认识中的作用,这就是“不可说但可以显示”的神秘领域.他从现象学中找到了如何显示形而上学的方法,即现象学还原的方法.维特根斯坦在重返剑桥初期,曾多次用现象学方法描述自己的新哲学的成果.这种对现象学的推崇在通常被看作拒斥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阵营里是绝无仅有的,也被欧洲大陆哲学家看作他们在英美哲学中的知音.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对世界本质的看法以及用世界的逻辑结构解释命题和思想的逻辑结构的方法,对后来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卡尔纳普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用区分不同说话方式的办法来谈论对象的存在问题,但这个建议只是在逻辑哲学、形式语义学等具体研究中得到响应和贯彻.历史的事实是,对象的存在问题本身并没有随着“清除形而上学”的口号而完全被遗忘,相反,在50年代之后的英美哲学中,存在问题或者说形而上学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并被看作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未来发展的出路.当然,说形而上学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并不是说英美哲学家曾经放弃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当我们现在重新评价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抛弃这种做法时,要清楚地看到,这种抛弃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或者说只是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命题的不满.正如许多哲学家指出的那样,包括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在内的早期分析哲学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这就是说,它们表面上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手段,但在哲学的继承关系上却被公认为是传统认识论的继续,尽管是以现代的方式.而且,这种继承关系还体现在这些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断性,比如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等.当然,对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的这种评价还只是后人对分析哲学的分析.当代英美哲学家公开宣称自己的哲学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首推英国牛津的哲学家斯特劳森,而且他明确地以推进康德哲学为己任,提出一种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
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思路,斯特劳森把形而上学分成了两种,一种叫做“描述的形而上学”,就是指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之思想本来结构的概念体系,另一种叫做“修正的形而上学”,这是关注于产生一个更好思想结构的体系.斯特劳森用后者指在历史上盛行的那些力图展现终极性第一原则的形而上学,它们不满足于语言结构中呈现的现实世界,而是力图用理性的思维或直观去寻找那些超越了日常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事物,并认为只有这些才是真正根本的东西,它们提供了某种关于世界的图像,如普罗提诺的太一原则、莱布尼兹的没有窗户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这些体系不一定是对日常思维的修正,但一定是对前辈哲学家体系的修正.哲学家们提出的这些图像一般都远离现实的思维方式,而且贬低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劝说人们从不同的思维角度来看待世界.斯特劳森指出,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就是描述我们的概念框架或图式,它不是直接地去谈论“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存在”,而是要讨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存在”,通过考察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去揭示呈现于我们理智的世界.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进行,因而现实也只能在语言结构所规定的范围内去讨论.这样,形而上学要讨论的不是宇宙、上帝、灵魂,而是我们用于讨论它们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
斯特劳森认为,作为探索概念结构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逻辑学（语言哲学）和知识论（心智哲学）.因为概念的生命全在于它在判断中的作用；而逻辑则是对判断的一般形式的研究.进一步说,判断的目的是要获得真理,逻辑概念必定与经验相联系.于是,形而上学又是知识论.这种规定打破了分析哲学传统在逻辑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造成的对立.斯特劳森对两种形而上学的区分从根本上纠正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偏激,他表明,维也纳学派所抛弃的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种,而且他们自己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形而上学.斯特劳森明确指出,维也纳学派所提倡的那种所谓科学的哲学,也只能在描述的形而上学意义上才是完整的.
可以看出,斯特劳森是把分析哲学的传统重新拉回到形而上学的框架.他对形而上学的区分不但克服了以往英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心智哲学等分析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事业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本质.斯特劳森用于集中阐述他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1959）出版后,英美分析哲学就完全开始改变了自己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而逻辑与语言也被结合形而上学来加以讨论,许多原来被放弃的形而上学论题重新成为分析哲学的中心话题.
在美洲大陆,一种对“何物存在”的不同声音,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不同论述,同样在20世纪的50年代被提出来.这就是美国的蒯因所阐发的所谓的“本体论的相对性”和“本体论的承诺”观点.早在他的《论何物存在》（1948）这篇著名论文中,蒯因就提出应当把“存在”问题看作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被假定为一个存在物,纯粹就是被看作是一个变项的值而已,而整个本体论也都是在“ 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或“一切东西”等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而且,当且仅当为了使我们的一个断定是真的,我们就必须把所谓被假定的东西看作是在我们的变项所涉及的东西范围之内,才能确信一个特殊的本体论假设.
在蒯因那里,本体论的相对性有三层涵义,即相对于背景语言、相对于翻译手册和相对于关于量词的指称解释.他说,本体论确实在双重意义上是相对的,即惟有相对于某个背景理论,相对于某个选定的把一种理论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翻译手册,才能有意义地限定一个理论的论域.此外,在蒯因那里,本体论问题又是与量词、变项相关的.他指出,对于一个理论来说,如果它的量词只是得到替换解释,那么本体论对它来说就没有意义.只有通过把这个理论解释为或翻译为另一个背景理论,相对于这个背景理论而言,本体论才对原本的理论具有了意义.这里重要的在于这种翻译或替换的方式.在蒯因看来,由于本体论具有这样的相对性特征,因而本体论的选择最终就被归结为概念结构、说话方式或语言形式的选择.而且,选择不应当以是否符合实在为标准,而应当以是否方便和有用为标准.蒯因关于本体论相对性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逻辑实用主义特征,即以逻辑手段对自然语言做出分析,而对这种分析的结果做出实用主义的解释.
总之,无论是斯特劳森还是蒯因,他们都是从语言和逻辑的角度重新审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这是分析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但他们的基本思想和做法却有所不同.在斯特劳森看来,形而上学问题并不仅是个语言和逻辑问题,它们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逻辑研究可以解决思维的基本形式问题,但却无法解释不同的人们使用相同的逻辑形式如何表达不同思想的问题.而且,思维的表达本身也不仅仅是个语言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表达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和表达的不同场景等各种因素.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人们共同使用的某种或某些概念框架.斯特劳森相信,概念虽然会随着思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人类思维中有一个核心是不变的,这就是由一些范畴和概念组成的概念框架,它们是思维中最不加修饰的、最为平常的东西,但又是最为精致的人类概念中所不可缺少的核心.他所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就是要关注这种为一切有正常思维的人所共有的核心范畴和概念,并发掘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的结构.
但在蒯因看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似乎并没有这番宏伟的计划.他的本体论只是人们为了解决在面临日常思维中的所谓共相或殊相等问题或在逻辑中面临变项时所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已.蒯因把本体论问题分成两类,一类是本体论的事实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另一类是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就是说某个理论在说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真正的本体论应当研究的是后一个问题,而不是前一个问题.因为前一个问题在严格的意义上应当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只有后一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且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语言问题,属于知识论的范围.所谓的“本体论承诺”就是通过使用约束变项而承认那些被看作存在的对象：对于名称来说,把它们所指称的对象看作是变项的值；而对于一个理论来说,则是通过使用约束变项而使这个理论为真.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并不是根据某个名称或理论所指称的对象存在与否,相反,这是根据这个名称或理论是否有效,即通过消除存在谓词而保留它们原有的意义,虽然蒯因竭力反对使用“一”这个词.
当然,无论是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还是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它们对形而上学的论述与传统形而上学相比,有着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差别,虽然它们都使用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这些差别体现了形而上学在现代英美哲学语境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英美哲学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路.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并不讨论世界的本质或终极存在问题,也不讨论那些被看作属于纯粹思辨的问题,如神的存在、永恒的时间概念、自我的概念等问题.当然,在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中,这样的或类似的问题经常成为哲学家们讨论的中心话题,甚至成为某些哲学家的终身事业和追求.但在英美哲学中,“形而上学 ”仅仅意味着通过揭示命题的逻辑形式可以显示在我们之外的世界的结构,或者表明了我们固有的概念结构,而且这些结构是为所有的哲学传统和文化所共有的.前一种看法的代表是维特根斯坦,而后一种的代表则是斯特劳森.他们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共同特点,在于运用逻辑的手段对实在或思想本身有所阐发和交代,其目的并不是要发现某种或某些永恒的真理,而是要确定人类思维活动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即使少数命题或陈述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命题或陈述.
其次,现代概念中的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处理为一种“权益之计”,就是说哲学家们并没有希望建立一套所谓的形而上学体系,也不指望通过形而上学的研究或本体论的承诺,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毫无疑问,形而上学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被作为哲学王国的基础,甚至没有被看作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正如蒯因所做的那样,形而上学更主要被看作一种“承诺”,即当我们在语言中使用到关于存在的陈述时,我们实际上就承诺了某种东西的存在,而对这些东西的存在的研究则被排除在哲学研究之外.“本体论的承诺”意味着一种“悬置”,把事物的存在问题搁置起来.在以往逻辑经验主义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中,形而上学是完全被抛弃了,但蒯因的态度则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原则,只要不损害科学理论的意义,承认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尽管形而上学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大行其道,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形而上学与英美哲学的科学主义之间的对抗中,前者被认为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但英美哲学家仍然我行我素,并没有因为欧洲大陆的形而上学而放弃对自己哲学目标的追求.而且,我们从分析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所关心的与形而上学有关的问题都与知识论有关,如经验的还原、感觉经验与物质对象的关系、真与知识的关系、意义与理解、因果说明以及自由与必然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传统哲学中主要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有些在传统哲学中则根本没有被提出过,如意义与理解问题等.不过,当代英美哲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主要是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探讨它们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或具有的概念系统之间的关系.
普特南对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的演变过程有过一个精彩论述：“自从逻辑实证主义问世以来,‘形而上学’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肮脏的词；就连新科学实证主义者,就像我本人,也不说在从事形而上学的研究.蒯因在其论文‘论存在什么’里,也没有断言这一点.但逐渐被人接受的是：如果蒯因在‘论存在什么’一文里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不再能断言：像‘数真的存在吗?’和‘集合真的存在吗’之类的问题,如实证主义所说的,是一些‘假问题’.一旦有关数和集合的真实存在性的问题已经复活（正如我上文所提及的,蒯因为‘是的,确实存在’这一答案,提出了他的‘不可或缺性论证’）,那么,提出与下述问题相关联的若干论证（有时是以同样的风格）,就为时不远了：这些问题是,例如,‘虚构的客体真的存在吗?’‘可能世界真的存在吗?’,诸如此类.人们终于坦然地将自己说成是 ‘形而上学家’,而在数年前,这也许与作为‘分析哲学家’这一点很不协调；而且,也开始听到‘分析的形而上学’这一用语.美国的分析哲学,随后是英国的分析哲学,开始拥有一种‘本体论风格’.这里,发生了奇怪的角色颠倒现象.英美分析哲学,在其实证主义时期,将自己描绘成反形而上学的,却逐渐演变成为世界哲学舞台上最显眼的形而上学运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