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方针各个阶段分 建国初期 50,60年代 70年代 改革开放 90年代后 写明 方针出发点 作用 成就

中国外交方针各个阶段分 建国初期 50,60年代 70年代 改革开放 90年代后 写明 方针出发点 作用 成就
中国外交方针各个阶段
分 建国初期 50,60年代 70年代 改革开放 90年代后
写明 方针出发点 作用 成就

中国外交方针各个阶段分 建国初期 50,60年代 70年代 改革开放 90年代后 写明 方针出发点 作用 成就
新中国外交的五十年是波澜壮阔的五十年.这一光辉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三、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五、九十年代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为实施这一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首先,我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并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外来侵略,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区别于旧中国外交的最主要特征,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这一方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周恩来总理强调,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结盟时期,我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和抵制.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了苏联,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并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议.同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又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第二、积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上述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4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为促进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办,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亚非会议以后,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又有一些亚非国家同我国建交.与此同时,我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美国把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无理行径,为后来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准备了条件.
第三,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企图从朝鲜、越南和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中国遂决定应朝方要求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终于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美国的行动不仅是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干涉,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并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挠,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蒋军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我坚决反击,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在我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既对抗又妥协,既争夺又勾结.为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从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毛泽东主席指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国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中国奉行睦邻政策,通过友好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从万隆会议后到60年代末,有22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在此期间,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不断到亚非地区进行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周恩来总理更是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访问,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卓越外交活动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发展.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拒绝签署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地反映了西欧不甘受美控制,积极谋求独立自主的趋向.在毛泽东主席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而且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派了商务代表.
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过去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新中国始终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区分.中国真诚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某些领导人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在坚持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我国采取主动步骤,沟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类民间组织间的交往.所有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七十年代初两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第三、反对苏联控制,顶住苏联的威胁.五十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妄图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并为此向我国提出诸如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他还竭力使我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放弃原则,以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遭到我国断然拒绝.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苏联领导人却采取高压手段和突然袭击方式,企图迫我屈服.这一图谋失败后,苏联继而采取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1960年7月苏联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三百多个专家合同,废除二百多项科技合作项目,继而在我国新疆一些地区挑起边境纠纷.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对苏联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为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我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期望苏联悬崖勒马,改弦易辙.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故我,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甚至入侵我珍宝岛等地,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还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面对苏联的军事挑衅,我国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退了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
第四、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努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但美国根本没有诚意,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美舰为其护航,扬言“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粉粹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串犯大陆的图谋,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慑于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海域为蒋军护航存在的风险,加之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对美国全球战略不利,美国政府遂转而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美国的这一建议未被接受.我也及时识破了美国险恶用心.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先后采取暂停炮击和逢双日不炮击等作法.正如毛主席所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场斗争,有力地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1955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美国从出钱、出枪、出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发展到出动几十万军队,对越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还策动老挝内战,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印支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用实际行动证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同样,在谈判桌上,我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有力地捍卫了印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克服了来自美国的种种阻挠,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达成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我国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五十个.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侵越战争拖累,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苏联则在加紧同美国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军.
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他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在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第一、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第二、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严重威胁.七十年代,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中苏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该条约,中苏两国正式结束同盟关系.与此同时,我国主动建议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由于苏方拒不解决两国间的实际问题,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苏联的入侵,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第三、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其中积极维护正义事业.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局势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这一时期,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自从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只有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一心一意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国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高举团结反霸的旗帜,坚决站在和平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发展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正常关系,改善了对苏关系,全面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为加强.
（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逐步改善和发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此期间,我国为打开中苏长期对抗和僵持的局面而采取行动.邓小平同志还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提出与苏联谈判.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89年5,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两国关?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了相应的外交战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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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了相应的外交战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联苏反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中国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针是：第一，“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第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首先是清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取缔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然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第三，“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建国之后，我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开展。一是与苏联、东欧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是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解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前途问题；五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二、反苏反美——“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其表现在：一是展开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中国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主权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针对美国唆使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支持印度与中国作战，使越南战争升级等事件，中国政府发出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三、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前进，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其次是中日关系发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此外，中国同西欧、南太平洋、东欧及周边一些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包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四、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战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方由于各自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发展迅速，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是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二是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赋予了独立自主原则于新的内容。具体的表现为不结盟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努力。四是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构想。“一国两制”不仅为世界各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而且也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争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上述政策的适时调整为我国外交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使对外关系呈现出新的形势。我国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西方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彼此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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