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风 隋唐文风 科举制度

魏晋文风 隋唐文风 科举制度
魏晋文风 隋唐文风 科举制度

魏晋文风 隋唐文风 科举制度
魏晋文风
魏晋涌现了不少知识分子但他们大多以狂放不羁著于世,留给后人的往往是其酒后乖僻的言行举止.但并没有提出什么特立独行尤其是游离于儒家正统外的思想.首先罢黜百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世上的读书人基本上都奉儒家为正统了.再者虽然也是战乱但分裂程度远没有春秋时期厉害,(五胡十六国也就一共十六个而已,时间也不是很长)并且各个相对长期稳定的政权(魏,东西晋),都是奉行既定的儒家正统的集权统治.不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其实很多知识分子的古怪行为有的正是对这种高压统治的反常形式的抗议.而十六国时期的中原,虽然分裂程度不及春秋,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程度可要大的多,而且多是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文治较弱,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逃到了南方,时间本身又短当然不会出现文化上的兴盛了.
魏晋,政权更替频繁,没有统制的束缚、皇家的标准,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
魏晋时代,由于政治黑暗,战争频繁,百姓流离失所,虽然汉武帝时期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但毕竟是刚刚确立儒家正统,时间不长,大多知识分子,面对官场腐败,人民困苦,大多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信奉儒家思想社会还这么黑暗,为什么儒家强调“仁”,百姓还这么苦,大多知识分子就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动摇.阮籍坐车随便走,走到没有路了,就大哭,就是对自己从小的信仰产生了怀疑的表现,一种茫然无助,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从曹丕的好色,曹植的《洛神赋》,到竹林七贤,都不在由衷的信奉儒家了,认为人的永恒不在于道德的高尚,中国古代评价圣人的标准都是以道德.而魏晋时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特例,就是把评价人的标准从道德变为了才学,曹丕就认为“皇帝又能怎么着,万古不朽的是诗文.”
同传统儒学相反,强调人的个性,追求人的独立,不再是儒家强调的“为国”这种集体主义的东西,很像西方文艺复兴.在今天看来,很具有借鉴作用,值得提倡.
《洛神赋》、《孔雀东南飞》都只追求爱情的,也是追求自由、独立的表现,也是对儒家有一方面的否定.
从怀疑“儒”到“辩证法”到“人的觉醒”到追求最终的“人的独立”,从强调社会到强调个人,从“气节”到“才气”.
魏晋时代中国思想刚刚确立,好像一个人15、6岁时候,体现了青春中国的自由、叛逆的性格.西方认为中国文化真正开始于秦汉,《剑桥中国史》就是从秦汉开始的,后来再追加的先秦部分.
隋唐文风
隋唐五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章,一方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另一方面革六朝旧习,有散行流畅的古文,开辟了宋、元以后散体文的发展道路.清代严可均编纂《全隋文》36卷,共收文680余篇,作家 160多人.董诰等编纂《全唐文》1000卷,共收文18400余篇,作家3000余人.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此外,再加上近百年来所出土的碑志等散佚文章,隋唐五代文数量之富,真可谓洋洋大观.
隋唐五代文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成就在散体的古文方面.魏晋六朝的骈体文,崇尚声律对偶和典故辞藻,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语意往往模糊不清,加以声律的拘束,日益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隋统一后,封建经济和政治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繁复,骈偶文体更难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隋文帝在开皇四年（584）便“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并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从崇实尚用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浮华文风“遗理存异,寻虚逐微”（《隋书·李谔传》）的弊害.王通也有类似的主张.但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积重难返,文帝一纸诏令,并未奏效.炀帝爱好靡丽,骈文仍然盛行.
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并在理论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唐高祖时傅奕请除佛教的奏疏,太宗时吕才反对巫术的文章,都用较通俗的语言,但还不曾有意识地提倡散体文.太宗功业显赫,但所为文章,却学徐陵、庾信.当时,魏徵已指出梁以后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李百药也批评南朝梁、北朝齐的文风“俱肆淫声”（《北齐书·文苑传序》）.他们的奏议文章也多用散体.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繇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他猛烈抨击浮艳文风“适先兆齐、梁之危”,“不能免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并认为当时文场“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在《言语》、《叙事》、《模拟》等篇中,也提出了“言必近真”,不要“雕彩”、“效颦”的主张.这些理论,是古文运动的先声.在创作实践上,武后时的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文章虽不见有改革之论,但他的政论都用古文,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但总的来说,初唐依旧骈文为主,包括魏徵及陈子昂在内,文字应酬及一般章奏,都还是用骈体写作.
盛唐至中唐前期,大概从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期间,相继出现一批崇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先后出来提倡散体,反对骈文.唐王朝在开元年间鼎盛,天宝政治日趋腐败,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出现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危机.一部分士人,为了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进一步提倡儒家思想,从萧颖士到柳冕,其文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宗经明道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萧颖士自称“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司业书》）.李华以为“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孤及主张“为文在经”,“文章可以假道”（梁肃《祭独孤常州文》）.梁肃以为“文本于道”（《补阙李君前集序》）,“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柳冕更全面指出,“文章本于教化”（《与徐给事论文书》）,“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这种文教结合、文能明道、文道并重、尊经重道的主张,为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据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但他们偏重学习五经和先秦两汉的政治学术文章,对魏、晋以来文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甚至贬屈原作品为“亡国之音”（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他们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带着骈文的余习,因而成就有限.
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应为开皇七年（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