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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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的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么,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