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的原因?这个论文怎么写?谁知道?

李叔同出家的原因?这个论文怎么写?谁知道?
李叔同出家的原因?这个论文怎么写?
谁知道?

李叔同出家的原因?这个论文怎么写?谁知道?
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如果你有足够的经历或智慧,我觉得你还是从社会的和儒、道、佛的方面去阐释从而归结为因缘和合.上面地址的内容可做参考.我觉得佛学是人类智慧的极致.李叔同的出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你到百度李叔同贴吧去，那里面的文章可以参考，吧主也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写都是错的，也是对的。因为没什么原因。因缘合和。

今天刚在简与朴的网站上看到汪建中写李叔同的一篇文章《大地的箫声》，感觉很好。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在这初秋的一个夜晚，我隐约听到一缕洞箫声，在远处的山水间梦幻般地回旋，如泣如述，荡人心旌。在这个夜晚，秋风凄迷，明月冷瘦，星辰寥落。此情此景，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穿越时空，去仰望历史深处那个伟岸的背影。 ——题记
一
中国的文化史，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音乐浸润着的。这种浸润...

全部展开

今天刚在简与朴的网站上看到汪建中写李叔同的一篇文章《大地的箫声》，感觉很好。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在这初秋的一个夜晚，我隐约听到一缕洞箫声，在远处的山水间梦幻般地回旋，如泣如述，荡人心旌。在这个夜晚，秋风凄迷，明月冷瘦，星辰寥落。此情此景，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穿越时空，去仰望历史深处那个伟岸的背影。 ——题记
一
中国的文化史，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音乐浸润着的。这种浸润，从宫廷到荒野，无所不及，以至于我们今天读中国文化史，都能强烈地感受它的旋律与节奏。为了这种旋律和节奏，自古就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在那里助阵，不是诗词，就是歌赋。因此，随便从哪个朝代读起，都能够读到诗文与音乐的交相辉映。读这样的诗文，当然是愉快而过瘾，因为有音乐在下面垫底，有旋律在后面帮衬。但是，在愉快之后，心头就不免隐隐作痛，不禁使人联想到众多文人和音乐人凄切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就如寒夜的洞箫声，空远而凄迷，荒凉而孤寂。这时候，就想到一支幽婉的歌，那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传世之作——《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中国有许多民族乐器，真正让我情有独钟的，还是洞箫了。在这样的秋夜，如果用洞箫来演绎弘一大师的《送别》，该是最好不过了。那怅然若失的旋律，那空蒙缈远的节奏，那说不尽更道不完的离愁与别绪，从洞箫里缓缓流淌出来，柳烟一样弥漫在瘦月下的江边，浸入心扉，系着灵魂，叫人欲哭无声，欲叹又还罢休，于是就只好颔首沉默，久久不愿离去……因此，多少年了，一直把洞箫的声音视为大彻大悟后的灵魂在低语。
洞箫，在中国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有了这么一个漫长得让人晕眩的历史，就感到，洞箫的声音，应该这么低回，应该这么清远，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真正地穿透历史，俘获人心。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衬黄河的九曲十八弯。也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陪伴无数飘荡在中国大地上的欲叹还休的灵魂。
无论怎样聆听，洞箫的声音都是悲凉的，凄婉的，甚至有一种怆然出世，却又在佛俗两界的边沿凄然盘亘的感觉。
因此，就觉得这样的声音，是那些俯仰天地的文人在低吟，在泣诉。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的文人流落异乡，他们头顶着寥落的星辰，独守着一弯瘦月，而围裹着他们生命的，大都是命运之秋的潇潇落木。这样的文人，我们随便扳着指头一数，就多得叫人吃惊。他们或许是穷途潦倒，或许是隐迹市井，或许是独行于天涯。在这样的时候，洞箫，就成了他们生命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节愁肠。
可以想见，他们中有很多人报国无门，仕途无路，一腔的忧患与热血，只能化作满纸的狂草，一腔的牢骚。在命运多难的时候，洞箫，又成了他们仰天长啸的喉咙。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众多古代的文人，依然泪洒江河、声恸山川，依然在蓄势待发、整装候命，渴望为脚下的土地付出自己毕生的才情。可是，他们大都又不愿卑躬屈膝，不愿乞求，不愿在乱世中苟全一己的性命，他们宁可把一腔才情废于荒野、烂于沼泽、埋于泥土，也不会为了点滴的荣辱而出卖自己高傲的灵魂。在这样的孤傲中，洞箫，那竹节凸现的一管瘦竹，就成了他们人格与精神的象征。
因此，在流放之地，在贬居之处，在隐迹之所，夜阑更深时，他们独自在月下饮酒，石上吹洞箫，面对着烟波浩淼的故国山河，把灵魂吹成飘然于山川大地间的绵绵音韵，甚至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吹成一支啼血的洞箫。
洞箫声，是中国文人独有的清远而孤寂的心音。
这心音，异常飘渺，但它拨动灵魂的力量，不亚于绝世的雪崩，千年的海啸。
二
很多年了，一听到洞箫声，立即就会被它清远而低回的旋律所捕获，所牵引。尤其是在月色朦胧的江边，舒缓而沉郁的洞箫声弥漫在烟波浩淼的江面上，远远地静心聆听，那洞箫声，像是在招魂，又像是在远别，更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在若有若无的禅道间排泄幽怨，倾述郁闷。在如此的境界里，就不得不使人淡淡地伤感，幽幽地怀古。
历数历代的文人墨客，最值得我落笔的，是弘一大师李叔同。
屈原当然值得抒写，但屈原的人格着实让我怀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忠君，就是如何成为皇权下的奴才。在无望成为奴才时，他居然还痛不欲生，投江自尽，以死来加重成为奴才的声音。辛弃疾也值得抒写，可是他的一生又与屈原极其相似，一心想着的就是归入到体制中去，在对皇权的依附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而遭到体制一再地抛弃后，他就变得异常地悲愤，感到巨大的失落，于是，他便在无可奈何中把灵魂隐匿于幽寂。凭心而论，辛弃疾对自己灵魂的隐匿，是十分不心甘的，是非常不情愿的。因为，后来朝廷抛给他一点点牙惠，他立即手舞足蹈，无比狂喜，一路快马向朝廷赶去。屈原和辛弃疾，就人格上来看，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真正逼向自我，更没有完成人的终极意义和使命。与他们二人相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中国文化人的悲哀。十年寒窗，求的不是探求学问，而是如何挤进体制中去，并在那里获得一官半职、几块银子，然后成为驯服于朝廷的奴才和走狗。陶渊明算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了，但他的这种清高，依然是遭到体制排挤后的悲愤，绝不是他的本性。从大量事实来看，中国有很多文人一旦离开了体制或是被体制所抛弃，立即变得失魂落魄，犹如丧家之犬，在痛苦中醉生梦死，最后在无人知道的角落里郁郁而终。在中国，一为文人，如果把人生的理想只是定位在对朝廷和体制的依附上，这就注定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待时机一成熟，这颗种子马上发芽，并迅速铺展成文人们悲剧人生的苍苍荒野。
与这样一些文人相比，李叔同的人生就十分纯粹。在他63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依附朝廷，从来就没有要进入到体制中去的打算，他一生都浸泡在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和禅经佛学里面。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这就是李叔同一生的缩写，没有半个字涉及他人格的缺陷和进不进入到体制里去的行为。
因此，我以为，李叔同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文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尽管他已被世人忽略了很久。
三
一八八0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会试中进士，曾做官吏部。后来，他父亲退出了皇权体制，在天津经营盐业，成为一个很有文化修养与文人气节的商人。李叔同才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叫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在三兄弟中，李叔同排行第三，小字为三郎。
李叔同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已经十八岁。在这一年，由他母亲包办，他结了婚。婚后，他与母亲举家迁往上海。
在上海，李叔同结识了大量文化人，比如袁希濂、许幻园等。而这时的袁希濂和许幻园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众人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结识了这些人，随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并在那里得到深造。在这期间，许幻园十分欣赏李叔同的才华，特地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叫他居住，而且，许幻园还亲自为这间屋子题了“李庐”二字赠给他。在城南草堂这间“李庐”里，李叔同一面勤奋读书，一面写作出《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著作。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著作已经失传，只为我们留下几篇薄薄的序文，孤寂地躺在那里。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李叔同：“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从这诗中，不难看出李叔同的才华与性格，在他的眼里，杜甫只是一个小朋友，而不是诗圣。年纪轻轻的李叔同没有把杜甫放在眼里，这当然不是他的狂妄自大，而是他看不起杜甫一心想挤进体制里去的人格。因此他在诗中这样感叹道：“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在上海期间，李叔同与他同时代的文人们，经历了许多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波，诸如学生罢课、商业萧条、企业停工之类。这时候的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深感民风不振、世风日下、国运渺茫，他因此深深地悲叹道：“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李叔同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发出如此深沉的悲叹，是没有被一己的功利思想左右的，完全出于本能意义上的爱国。李叔同的爱国情怀，与屈原被体制抛弃时所吼出的《离骚》与《天问》相比，完全是两条道上的声音。谁高谁低，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在这样的状态下，李叔同于一九O五年秋东渡日本，希望在那里获得艺术的陶冶与深造，丰满自己的人生。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年，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成为最先学习西洋绘画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他除了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作曲理论和研究新戏剧的演技。这期间，他与同学曾延年等人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名字叫做“春柳社”。
在国内，“春柳社”共演出了两次。第一次公演是在一九0七年的春节期间，淮北遭遇水灾，为了赈济灾民，“春柳社”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在该剧中，李叔同亲自上阵，并饰演茶花女。这次演出，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第二次是在同年的六月，演的是《黑奴吁天录》。在这次演出中，李叔同依然是亲自上阵，在剧中扮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李叔同的演技，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高度评价。其实，李叔同等人演外国话剧，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不在演出本身，而是为垄断中国舞台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敲响丧钟，试图让国人的眼光与世界接轨，逃离儒外法里的吃人文化。
一九一O年，在日本留学六年的李叔同，毕业后回国。在当时的时代，像李叔同这样的留洋学子，回国后，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的是怎样挤进体制里去，在那里谋取一个位置，夺得一杯残羹，但是，李叔同没有这样，他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一条清苦而寂寞的人生道路。在教师的岗位上，李叔同教授音乐和绘画，其间他写出了《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系统介绍西方文艺。他教过的学生有很多，有作为的也不少，如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李叔同一手培养起来的。对于李叔同的学问与才华，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对于李叔同的为师，据他的好友夏?尊先生说：“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针对这一点，丰子恺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李叔同的学生回忆道：“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袍子，黑布马褂，然而因他是美术家，衣服的形式很称身，色彩很调和，所以虽然布衣草裳，还是风度翩然。”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到杭州师范参观时，就这样评价说：“其专修科的成绩范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尤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也。”从这些评述中不难看出，李叔同不仅做人认真，做学问认真，就是当一个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可言的老师，他依然是非常认真的。他并没有因为自身地位的卑下而得过且过，更没有因为自己是体制外的人士而有什么失落与悲愤。相反的是，他用手中的黑板刷子，一点一点地刷去屈原似的悲哀和辛弃疾似的愤怒。他用手中的教鞭，一次次向自己的学生指出新文化和新艺术的方向。在这样的人生观下，李叔同就彻底进入了文人的心灵世界，真正丰满了自己的人格。因此，他就成为“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了，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体制内的奴才。
除了教书育人外，李叔同还做过报纸副刊的主编，其间又组织金石篆刻研究会，并出任“乐石社”的社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研究金石篆刻。虽然李叔同的兴趣与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文化，没有离开他发自心灵深处的的自由和所爱。
李叔同这一系列爱好和追求，是本能的，完全不像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人，因为被体制抛弃了才转向文学与艺术，而且，这些文人在文学艺术里，发出的又多半是忠君的思想，是穷途末路的奴才与走狗在哀惋地呻吟。在中国文化史在中，李叔同本能的文化追求，与那些人相比，就不知要高贵和伟大多少倍。
四
一九一八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工作，到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师从了悟和尚。他的正式名为演音，法号为弘一。
其实，李叔同不出家，继续当他的老师，做他的学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毅然放下了这一切，静静地皈依了佛门。李叔同的出家，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文化艺术界，人们在发出惊讶的同时，深深地为他和他的才华惋惜。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对他的出家不理解，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
从一九一八到二00四年，在这漫长的八十余年中，人们对于李叔同的出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他不得志，有的说他受到打击，有的说他性格孤僻，还有的说他仕途不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前不久，我读了国内一位著名理论家分析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后所得出的结论，大为吃惊。他的结论说：“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无可置疑的是，这位理论大家的结论实在是太幼稚了，他用当下歌迷们评论那些歌星的语言来评论弘一法师。如果是普通人这样说说，还勉强可以理解，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市井言论居然出于一个理论家的口中，而且说得那么轻描淡写。这样的评论，是中国思想界莫大的耻辱。
在众多的分析和言论中，我比较倾向于丰子恺，他说：人“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丰子恺的分析与推论，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依然没有看透彻。虽然他是李叔同的学生，在李叔同出家这个问题上，丰子恺这种字面上的推论，还是没有触及到本质。
我以为，李叔同出家，是到佛法中去寻找自己。在几十年的红尘生涯中，他感到自己迷失得太多，活得越来越不是自己了。因此，他在《月夜》一诗中感叹到：“声相酬应，是孤雁寒砧并，想此时此际，幽人应独醒，倚栏风冷。”正是渴望“幽人应独醒”，他才四处寻找着这种“独醒”。于是，他在他的诗歌、音乐和绘画中苦苦寻找，但是，到头来，他依然没有找到，因此他再次在诗歌《月》中哀叹：“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在一再无望的寻找中，他对尘世失去了寻找的激情和梦想，就一步步走向了佛门。这样的举动，俗人们自然是不理解的。不理解倒也罢了，真正让人悲哀的是，有无数人对于他的出家，大肆嘲讽。
李叔同皈依佛门，只是为了去寻找自己而获得的一种形式和载体，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佛法里看看李叔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看看自己的人生轨迹究竟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正，看看自己的人格到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他不是去学宗教，不是去搞迷信，也不是去弄哲学，更不是去避难，而是在《四分律》的经文中，一次次印证自己灵魂的真实性。因此，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开始，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隐居，历时四载，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著作的写作。在他的晚年，他又完成了《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一书。这两部著作的完成，不仅使他成为一代大法师，更重要的是，他的整个生命得到了回归与升华。正如他在《清凉歌》一诗中所咏：“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严重缺乏的自我“涤荡诸污秽” 的精神，我终于在李叔同先生这里找到了。
有人曾经这样说：“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了。”照此看来，李叔同出家，绝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精进，更深一层地逼近灵魂的真实。
五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距六十三岁的生日还有十天，就在这一天，李叔同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在弥留之际，他给人间留下的最后话语，是这样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确，“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就是他做了一辈子人最终的禅悟，也是他一生不息的追求。现在，他实现了，可以安详地闭上眼睛，去到另一个世界。
在李叔同弥留的时候，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字，是四个苍劲的大字：“悲喜交集”。是的，悲喜交集，这是四个沉甸甸的字，它囊括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更总结出了所有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谁永远在悲，也没有谁永远在喜，惟有悲喜交集才能走完或高贵或卑贱的一生。这四个字，我不知道李叔同思量了多久才得出，也许这是他看尽了天下人和事后的总结，又也许是他临终前的猛然顿悟。
据说，在他圆寂那天，天空中回荡着洞箫的声音，袅袅渺渺，似乎是缭绕在云端，又似乎是回旋于山水间。还据说，那洞箫吹奏的曲子，正是他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当然，这样的“据说”是没有依据的。但是，我宁可去相信，也不愿抹去那淡淡伤感的旋律。因为我确信，李叔同的一生，就是一管竹节凸现的洞箫，他给我们留下的人格魅力和精神财富，就是飘然于大地间的箫声。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