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文人知识分子

浅谈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文人知识分子
浅谈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文人知识分子

浅谈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文人知识分子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其实早在2000年前孟子在<孟子*万章上就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文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他的存在价值是什么?他为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许古今中外很多自称文人的人至今仍然没有搞清这个问题,他们对自己没有明确责任,对生活没有目标,对国家没有爱国之心,对人民没有爱民之意,总之,他们总是迷茫作为一个文人他的存在的终极意义到底何在?其实孟子很早就给天下的文人指明了那条康泉大道,他在他的<孟子*万章上说的“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意思就是说,上天生育这些人民,就要使先知者帮助后知者觉悟,先觉者帮助后觉者觉悟.我,上天所生人民中的先觉者,我将用这尧舜之道去使人民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这不正是一个文人所应当做的吗?文人自然是“先觉者”,作为先觉者,就有责任,有义务,去为老百姓办事实,这说来说去,还是像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发表〈为人民服务〉文章说的那样“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文人就是应当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肝脑涂地,以文人的先觉来作为人民的指导者和领导者,文人也应充当人民的先锋队,一个文人做到了这一点,便也如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文章中说的那样“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但文人并非就仅此,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文人也应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有自己的特点,试想,假使天下的文人都是千篇一律,别无他样,那你有如何分辨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正是因为文人的个性使然,才使得文人界的多姿多彩,却也泾渭分明.多姿多彩是指文人可以因为自己的特点大类上分为很多派别,如成语中在解释三教九流把可以把九流说成是做学问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而还可以把那些唐朝的诗歌分成田园山水诗派,鼻祖为晋陶渊明,唐代有孟浩然,王维等代表诗人；边塞诗派,以唐的高适、岑参为代表；浪漫主义派,鼻祖屈原,代表诗人李白；现实主义派,代表诗人杜甫,白居易；把宋朝的词派分为词派：花间派,以唐温庭筠、韦庄为代表；婉约派,以宋李清照,秦观为代表；豪放派,苏轼,辛弃疾为代表；格律派,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而这泾渭分明,则是文人对于出世与入世、名利、金钱、美女、荣耀的态度,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是追名逐利,还是淡泊名利,是视钱财如生命,还是视钱财如粪土,是贪图美色,还是坦然自若,是以为民为耻,还是以为己为荣,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难道不正好证明一个真正的文人价值所在吗?这便好比我们在评价司马相如的赋和东方朔的赋,人们多会说司马相如赋品高于东方朔,但人品却有不比东方朔.何也?他最初本来是为献媚梁孝王而写《子虚赋》,却意外的被汉武帝看到,汉武帝深深为其才情所折服,于是司马相如便觉得荣华富贵的机会来了,他便想汉武帝说到：“《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麼,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上林赋》,这《上林赋》一出,着实把武帝给乐坏了,于是武帝决定大兴土木,兴建上林苑,这可是个劳民伤财的损主意,却都是因为《上林赋》写得实在是过于奢华浮丽,惹得当时朝廷满朝议论,在朝上,给亦师亦友的东方朔批的体无完肤.之后在陈阿娇长门宫苦思武帝,实在是寂寞难熬,听到司马相如有文才,就托人带黄金百两到成都,希望相如能把阿娇对武帝的思念写出,于是便有了后来的《长门赋》,汉武帝看了写得这么委婉缠绵,凄切悱恻,什么“寝寐而梦想,若君之在旁,寐觉而无见,魂惧若有亡.夜漫而惆怅,起视月无光,日长而若岁,怀郁不可更.妾人窃自悲,究年岁不敢忘!（窃人篡改之）”,似乎也明白了阿娇的事,便觉得心里有所愧疚,那好吧,就去她长门宫看看,可是一看到她那年老色衰的模样,顿时兴趣全无,武帝后来就从不来过.这再后来,司马相如自感天命将尽,于是还想让武帝能够在高兴之余想到他还有个写的一手好赋的司马相如,那样他才觉得活着也值了,于是他在临死又给武帝给整出了一篇《大人赋》,说是武帝功比尧舜,德盖三皇,应该到泰山去封禅,以彰大汉天子的威德,这武帝一看,正合我意,于是他又想起司马相如来,叫了卓文君好好安葬.可怜的司马相如,这个泰山封禅的提议又给大臣狠批,东方朔是批得最厉害的一个.东方朔屡次毛冒谏,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作为一个文人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良知,因为他知道司马相如的这些赋不过是为了取悦汉武帝,却要害苦了天下百姓,所以他宁愿冒这杀头的危险,也要死谏.而像司马相如这样以己之才,行谄媚之事,以此为进身之阶,为攀富之径,断然是不可取的.
文人还应该保持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生本色,充当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这最典型的便是民国那个年代,国家都快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了,需要的正是要我们这些文人,这些先觉者可以起来振臂一呼,为国家摇旗呐喊,为人民坚定信念,为自己坚守良知.鲁迅深感学医只能医治人的形体,却无法根除他们的心病,于是他决定要弃医从文,决定要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他的救国救民之路,便也正如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那样“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文人不就应当敢于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吗?他深深的知道,凭他一个人,想唤醒整个沉睡这的东方雄师是不可能的,但他依然顽固的和反动派作斗争,和那些崇洋媚外的酸腐文人作斗争,和那些卖国求荣的小人作斗争.他写〈狂人日记〉,揭露时下国人的封建高压,他写〈自嘲〉,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写的最多的还是杂文,对于那些看不惯的,有伤社会风气的、不合人民利益的,他总是忍不住要跳出来说几句,只有这样才让他心里舒服,尽管他到死也没能看到动荡不安的中国恢复和平,但他真正不愧为文人知识分子的文人,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概,在今天依然激励着今天文人面对当下的丑恶现象敢于无所避讳,直言其弊,直揭其丑,便也不愧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