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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处理中日关系
文章作者：[王洛克] 2000-10-19,19:43:06
　　笔者拙作《和谐外交论》中已经就中日关系进行了阐述,就
如何建立中日两国的和谐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中日
目前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中国（政府）一直对日本太宽容（在日本看来就是太软弱）,
而日本则一直寸步不让、得寸进尺,拒不认罪.虽然这里有许多
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中国不讲原则的宽容和宽大客观上不利于
让日本深入反省和认罪.中国越是让步,越患得患失,投鼠忌器
,日本则越是嚣张,反而觉得他们自己有理,无理取闹的反而是
中国.因此,本人认为,对日本一定要讨回公道,要在国际舞台
上确立公正合理解决问题的形象,日本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就必须
让它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受害者不能反而去同情加害者,免去
加害者应负的责任——这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荒唐可笑的.
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目前看来是没有达到这一举动让“中日两国
人民世代友好”的目的,相反为中日关系埋下了冲突的隐患.事
实表明,对日本施行谦让、以德抱怨的传统“美德”是根本不管
用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以直报怨”——即以公道为标准,该
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经常说,应负战争责任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和
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某种抽象意义上讲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具体起来呢?谁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日
本能够找到一个叫“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的人吗?根本是不可能
的,最后,只能是没有人为那场战争负责了.对于日本战犯,该
枪毙的就枪毙,该坐牢的就坐牢；对于日本,该赔款的就得赔款
.友好是一回事,负责任又是另一回事.根本不存在为了友好连
该负得责任都不负的道理.相反,如果日本连战争责任都不负,
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友好!有人说,“中日友好”只是中国的缓
兵之计,目的是争取和平发展时间,为了将来“报复”日本作准
备.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我情愿相信这不是真的,因为那
太幼稚,太虚伪,太不可靠!中日友好应该是我们的真实愿望.
因此,我认为,“为了中日世代友好”而“放弃对日战争赔款”
,应该是目标正确而手段或途径错误.
　　关于日本对华贷款,如果对中国建设起到作用,
但只能就事论事,不要牵强附会.贷款就是贷款,赔款就
是赔款,不要混为一谈.另外,据说日本的对华贷款还是有条件
的.笔者以为,经济交流和其它领域的合作应该继续下去,这些
合作和交流也应该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但不要因为交流
合作而忘记了日本应该负的历史责任,因为这些事是两码事,不
要混为一谈.
　　中日友好,必须是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的友好,如果在历史
问题上公道和正义不到伸张,那么任何对中日友好的吹嘘和粉饰
都是徒劳的,一相情愿的“中日友好”最终只能如泡沫般破灭.
　　正确处理中日关系,我觉得应该坚持中日关系三原则,即实
事求是、公正合理、寻求和平.

彼此包容 相互感动——中日文化交流感言


中日两国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且仍在继续。

就文化思想来说，日本最早于3世纪后半叶已从中国传入儒学、汉籍《论语》和《千字文》。6世纪上半叶大量传入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学典籍，同时初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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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包容 相互感动——中日文化交流感言


中日两国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则在不少方面接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相互影响延至今日，且仍在继续。

就文化思想来说，日本最早于3世纪后半叶已从中国传入儒学、汉籍《论语》和《千字文》。6世纪上半叶大量传入包括五经在内的儒学典籍，同时初传佛教。所以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强调了“以和为贵”，“笃敬三宝”，此后以儒、佛文化思想作为日本教育的主要基础，形成日本教育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教育以及人文思想，渗透到当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社会，除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对外侵略），大体都维持在“以和求全体之中”，这表现在上述文化模式的确立上，也表现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上，比如个人与家庭、职工与企业等都是强调自我与群体的融洽关系。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严守法纪和秩序，在家庭中夫妻离婚率低，职工工作起来都是拼命三郎。

佛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更是世代相传。佛教自中国传入后，将佛教的来世观与本土神道的现世观融合，达到神佛相依的“本地垂迹说”，一个时期并作为国家宗教，奠定其群众基础。尤其是自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我国宋代禅宗传入日本以后，其“以心传心”、“无中万般有”的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限于宗教方面，而且及于文学艺术、美学理念、艺道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领域。更重要的，这不仅限于当时，而且及于当代。比如至今仍十分流行的俳句、茶道、能乐、枯山水庭园等等，都保持着禅宗的“无”与“空”的文化精神。就文学艺术来说，典型的是当代大作家川端康成、大画家东山魁夷都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临终的眼”里，这种精神贯穿在他们的创作中，仍传承保持着古时所形成的“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情趣。

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的人文思想，以及西方艺术诸概念，主要是经过日本传入的。当时从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们大都东渡东瀛，进行近代文化的求索。当时留日学生之众，不亚于今天的留美潮。他们回国后，带回不少近代的新文化，引进了近代文学的各种主要形态，引进了话剧这个新的戏剧形态，这些对近代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至当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比如，川端康成文学译介过来后，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对一些年轻作家就产生了影响。步入文坛之初的余华就坦言：“川端康成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3年多的写作。”我国教育部全国高等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中，将川端康成的《雪国》列为大学生必读书。

在当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我们诗界前辈赵朴初、钟敬文、林林采取“拿来主义”，学习日本俳句的短小形式、季题及其庶民性、通俗性的内容，又根据汉语句调、大陆的季节感、用语和诗体处理雅俗调和等三要素，与日本俳句相对应方面的不同，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的俳句“汉俳”。林林亲自写有这样的汉俳：“春意何其多，骑自行车也拍拖，沿街唱恋歌。”据说，目前在我国写汉俳的人数日益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近代、现当代文艺，不仅从西方，也从中国吸取文艺理念和素材，并且与日本文艺的理念、素材互相释证，创造出有时代特色又有中日文化风味的文艺作品来。比如，新感觉派主将横光利一的《上海》、井上靖的《天平之甍》、《敦煌》、《孔子》等小说，画家东山魁夷的有关漓江、黄山和丝绸之路上的塞外风景等的水墨画，不无渗透着一种中国文化的感觉、文艺的理念，漂浮着中国文化古雅的面影。

在语言文字方面，随着古代的儒、佛典籍的传入，日本人学习汉字普遍了，写诗作文都使用汉字，多次掀起了创作汉文学的高潮，经过长期吸收和消化，于平安时代，以《源氏物语》的诞生（约1007年）为标志，完成了日本文字“假名”的创造。至今日文中仍保留着许多日本化了的汉字。同时近代以来，在日本用日语汉字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词，我国通过从日文转译西方近代新文化，也使用许多日语汉字，比如民主、科学、美学、干部、辩证法、交响乐、俱乐部等等，乃至当前白领阶层使用日语汉字中的玄关、料理、写真等日常生活用语，成为一种时尚。

东山魁夷在随笔《大地悠悠》一文中说：他的水墨画世界“是由于我对包容着这些（中国）风光的一望无垠的辽阔大地的感动，而这种感动强烈抓住我的心的缘故”。中日文化正是彼此的包容，互相的感动，才创造出两千多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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