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什么说中国的持续增长对全世界都有利

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什么说中国的持续增长对全世界都有利
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什么说中国的持续增长对全世界都有利

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什么说中国的持续增长对全世界都有利
继本月中国宣布领导层的转换之后,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的是：习近平政府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继续增长吗?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如果决策人能继续施行正确的经济改革,中国在未来20年中依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 林毅夫谈到,通过利用其“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中国在最近30年中一直保持着9.9%的持续增长,这一战略应该可以再延续20年,从2008年到2012年,林毅夫任职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最近,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发起的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他在该大学发表了演讲. 林毅夫表示,如果采取恰当的措施,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对中国具有以8%的速度再增长20年的潜力感到怀疑.”他谈到,“我对这一潜力感到乐观,但是,这一潜力是否能被认识到,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取决于政策以及环境.所以,政府必须视这些机会和挑战的情况巧妙制订政策.” 去世界银行任职之前,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的主任和创始人,林毅夫曾在该中心工作过15年,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并不是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不是政府民主制度的缺失,也不在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问题.他谈到,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施行“双轨制”（dual track approach）后30年的快速增长造成的“扭曲”（distortions）.如果中国希望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消除这种扭曲,并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林毅夫谈到,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在2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率至少保持在7%的13个经济体之一.日本将9.2%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保持了20年；新加坡的经济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8.6%的平均增长率；台湾8.3%的增长率和韩国7.6%的增长率也都保持了20年的时间.就像1979年以后的中国一样,通过引进现代技术,以及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地方制造并向它们出口产品,这些国家的这一优势都得到了发挥. “对低收入国家来说,具有竞争优势的部门是劳动密集型部门.”林毅夫指出.“所以,如果推动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因为这一策略符合你拥有的比较优势——那么,你就会极具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一个动态的转变 1979年以前,因为没有有效利用这一优势,所以,中国就未能取得经济的迅速增长.为了实现重工业现代化,为了在10年内赶上英国、在15年内赶上美国,中国政府制订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但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体,这个国家既不能获得自己所需的技术,也无力在自己所需的技术上投资,而且也负担不起在那些资金密集型部门展开的竞争. 然而,1979年以后,中国改变了关注焦点,并采用了一种渐进式的双轨制策略,那就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保护并支持那些无法自行发展部门的企业.林毅夫谈到,这种渐进式转变,让中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增长,避免了因为过于唐突的市场改革而破坏社会稳定的后果.“如果中国不是采用这种双轨制,那么,中国可能很快就会遭遇30%或40%的失业率,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失业率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但是,中国为其双轨制改革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贫富分化、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林毅夫解释说,在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在以牺牲其他部门为代价而偏向某些部门的方式发展,从而在经济中导致来了大量的扭曲.举例来说,为了促进无法自立生存、资金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政府建立了一个以牺牲农村家庭和中小企业为代价,向大型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体系.虽然中小企业群体占中国就业总量的80%,但它们很少能得到金融服务,所以,发展艰难.“如果你抑制了它们的发展,你就抑制了就业.”林毅夫谈到.“如果你让穷人补贴富人的增长,那么,贫富差距的状况就会愈演愈烈.” 林毅夫表示,中国现在必须努力消除这些长期存在的扭曲,因为它们已不再有利于经济的增长.“32年之后,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60%降低到了25%.”他补充谈到.汽车制造等很多一度虚弱的国有产业,现在已变得很强壮了.“你已经无需再为它们提供保护了.”林毅夫谈到.决策者“应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迫使它们进一步得到改善.”改革的新时代 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竞争比所有权改革更加重要.” 林毅夫在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时指出.如果中国增加市场竞争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就必须起而应对挑战,就必须与私营部门展开竞争.他还补充谈到,无论是归政府所有的公司,还是归股东所有的企业,管理层所需信息的产生,都来自市场竞争. 林毅夫并不认为民主政治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他谈到,过去取得快速增长的其他国家并没有施行民主制度.举例来说,日本的一党制就持续了50年.韩国和台湾也都是独裁制.新加坡采用的也是一党制.此外,林毅夫还补充谈到,“民主的形式有很多类型……你所说的是哪一种民主呢?”比如说,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有形式不同的民主制度.“我确信,让人们发出更多的声音、得到更多的代表,中国也会形成更加民主化的政治制度的.”他谈到,但是,中国不会采用类似于法国、德国或者英国那样的制度,因为中国与它们不一样. 林毅夫还谈到,宪政改革同样也不能确保经济增长.“印度实施了宪政改革,但印度的经济依然面临着来自腐败和资源错误配置的问题.”他指出.“不妨看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现状,它们也都实施了那种体制改革……如果你看看俄罗斯的腐败状况就会发现,它们甚至比中国的情况还要严重.”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权力集中程度已经低于1979年的水平了,当时,国有部门在经济总量中占有更大份额,农村地区实施公社制度.“就引入改革而言,政界领导人一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他谈到. 此外,林毅夫还谈到,虽然中国迅速老龄的人口给经济“施加了压力”,但是,这个问题不太可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制造“一个重大的障碍”,因为中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林毅夫建议说,中国现在的退休年龄很低,所以,政府可以延长人们的退休年龄,以克服这个国家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此外,中国还可以放松独生子女政策,以缓和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另外,国家还可以向教育领域投资,以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并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真正构成挑战的,是你无法预测的东西.”林毅夫谈到.“因为我们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但是,如果是你可以预见的东西,那么,你就总能找到积极的应对之策.我并不认为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但对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同样也很重要.如果中国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最终就能得到升级,并可将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我们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日本的收入开始增长的时候,日本开始将其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韩国和台湾,这种转移帮助日本启动了工业化过程.”林毅夫谈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则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现在,中国已做好了将自己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准备.林毅夫还补充谈到,区别在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只雇用了970万工人.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劳动密集型部门雇用了230万工人,台湾雇用了近200万,香港和新加坡在这一部门雇用的工人分别约为100万和50万.“但在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雇用的工人则高达8,500万.” 林毅夫预测,在10年之内,所有这些工作岗位都会迁移到其他国家.林毅夫认为,每个国家都能从这一转移中受益.目前在其制造业部门雇用的工人不足1,000万的印度,可能会吸收某些产业；非洲的某些国家可能会吸收更大一部分.“这不但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他谈到,“而且整个世界都能从中受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每个国家都是一种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