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何看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对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曾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现代人一般这样理解该名言：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关心国家大事,它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汉语大词典》将之解释为“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这种现代诠释如此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以至于它的本意被忽视.[3]
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典出《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偏于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4]
从顾炎武的原文可以看出,他的本意在于区别“天下”与“国”.“天下”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是单纯的自然空间,在作为儒家人生理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平天下”是政治理想的最高目标.“天下”寄托着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它所要表达的是关于政治秩序的一种理想或者说价值依托.“天下”的空间结构和安排包含了人为的主观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出来的空间结构来表达和实现一种特定的秩序安排.天下是“道”的终极源泉,人间的秩序不过是“天道”的反映.[5]人世间统治的合法性最终也是源于天,因此按天下结构所安排的天下秩序,就是“天经地义”的秩序.总之,“天下”是一种蕴涵着儒家政治秩序观、寄托着政治理想的、人文与自然交汇的概念.[6]
按照儒家思想关于“天下”的一般内涵,“亡天下”应该是指某种价值和秩序的毁灭,顾炎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亡天下”的.他提出,魏晋时期伦理道德沦丧,“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亡天下”.可见“亡天下”既不是指民族或国家的沦亡（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也不是泛指一般中国文化的沦亡,而是特指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的沦亡.“正始”是三国时代魏少帝的年号（公元240-249 年）,正始年间,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士人颓废,玄学开始盛行.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不仅冲垮了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彻底崩溃.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时期是儒学思想统治地位遭到彻底颠覆的历史时期.所以顾炎武选择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亡天下”的例子,绝不是偶然的.顾炎武在《正始》篇中猛烈抨击魏晋玄学“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以致“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忘其父而事其非君”,“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从而导致“亡天下”.
“亡天下”观念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人禽之别”,它是儒家价值观中的一项重大原则.儒家思想认为,正是由于圣人制礼,教民以人伦,先民才摆脱禽兽的状态,进入到人的境界.因此纲常伦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之别于禽兽的本质所在,也就是“天下”的核心.防止人沦为禽兽,历来是“圣人”所必须提防的头等大事.[7]由于儒家纲常伦理被上升到人的本质的高度,成为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准,所以无论贵贱,只要是个人（匹夫）,都有责任捍卫纲常伦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可见,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意,并不是像现代人所解释的那样号召人们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而是保卫儒家纲常伦理,使之免于沦丧,这才是顾炎武归根结底所要捍卫的东西.
相对于作为人之根本的“天下”,“国”仅仅指王朝,古人常谓“自古无不亡之国”,这里的“国”即指“王朝”.亡国就是改朝换代,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亡国”（改朝换代）在古人心目中绝不是无关轻重的小事,但也并不意味着天崩地裂的世界末日.“自古无不亡之国”,表明王朝的更迭是能够被接受的.《诗》云“天命靡常”,一个王朝气数已尽而被新王朝更替,本身就是“天命说”的应有之义.即使改朝换代,“天命”仍在延续,“天不变,道亦不变”.顾炎武坚信“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8]朝代可以更替,中华文化（儒家伦理）必须万世长存.
强调“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体现出在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中,“天下”是最高的价值所系,“天下”（纲常伦理）的重要性显然高于“国”（王朝）.如果说“亡国”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亡天下”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天下”与“国”的关系上,“天下”是“国”（王朝）这种统治形态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天下”不保,“国”还有什么存在的正当理由?顾炎武《正始》篇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对魏晋玄学的抨击,通过对“亡天下”的强调,来突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天下－国家观所体现的纲常伦理（文化）至上的价值观,被称为“文化至上主义”.[9]它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10]
顾炎武写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明朝覆灭、清朝入主中原,作为一个强调夷夏之防的儒家知识分子,顾炎武始终以遗民自许不与清朝合作.《正始》篇谈的是魏晋之事,却有影射当时之意.但是实际上按照顾炎武的逻辑和标准,清取代明仍然只是“亡国”而非“亡天下”.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
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
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
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样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
真是危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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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
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
小怪起来，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
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样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
真是危险万分。
我且举一个近例，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
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
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进化的人类细胞，却说他们是“鬼子”，
是“夷狄”。这种愚暗无知的结果，竟造出一场义和拳的大祸。由此看来，到底是
知识思想危险呢？还是愚暗无知危险？
听说日本有个议长，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是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
人惊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
果然是这样愚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
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来开玩笑。唉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
危险也没有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
池”，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
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
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
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
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而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
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
东西，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波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学说，大家自
然不去信他，不至于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
实的罪恶。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步，那是绝
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
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
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藏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
危险。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
教人虚伪的罪恶。益也终不灭。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种东
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
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
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
贫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
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
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
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
奉劝禁扼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
想来吝止言论自由。

收起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语本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