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

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
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

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
战争自古就有,为了财富和利益,人们用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的手段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19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革命,使工业时代战争的铁甲携着巨大毁伤力隆隆碾过20世纪,在它身后留下了凡尔登“绞肉机”,留下了不列颠上空的千“机”大战和库尔斯克战场的千“车”大战,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数千万亡灵,留下了广岛、长崎的废墟. 20世纪的后半期,战争形态开始转变,信息时代战争初见端倪. 因而也就有了中学历史教材中的选修内容《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随着考试的不断深化,我们了也不得不对其进生正确评价.
　　*战争目的：从“攻城掠地”到经济利益；从缺乏节制到有限；从政治目的军事化到军事政治目的经济化 . “消灭敌人”,或者准确地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20世纪前半期战争追求的直接目的.20世纪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殖民地的战争,也包括殖民地国家后来进行的独立战争.这些战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围绕着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攻城掠地”.军事上的任务是必须摧毁一切与之对抗的军事力量,甚至不惜进行大规模毁灭.然而,人类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代价无情宣告了这种无节制地追求国家目的的“绝对”战争的终结.
　　二次大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攻城掠地”式的绝对战争目的,在军事上难以实现,在政治上会陷于被动,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战争目的渐渐由缺乏节制走向有限,转向获取一定的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力.战争不再围绕着掠夺殖民地而进行,不再以“攻城掠地”面积多少为获胜标准.
　　核武器和信息化武器出现以后,战争拥有了直接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和灵活控制这些手段的能力,战争目的有了很大的可伸缩性,不易导致在剧烈对抗中走向绝对化或僵化.战争更加靠近政治,政治拥有了直接达成自身目的的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并不一定完全表现在拼杀的战场上,并不一定要经过改变力量对比的过程,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色彩加重的“意志性”对抗的战争,呈现某种“间接性”和“潜在型”军事较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所追求的军事目的更加贴近政治目的,并受到政治的严格控制,呈现出“有限性”的特征.
　　现代战争目的变化的一个明显迹象,就是将“经济利益”突出出来.直接摧毁或影响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成为战争决策者更有效地达成战争目的的理想选择.经济要素在战争中的地位突出,它既是诱发战争的动因,也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
　　*战争主体：由国家发动战争到联盟直至个人发动战争；美国甚至出现了“战争公司”
　　20世纪前期,战争的主体是国家.随着国际组织和跨国集团的大量出现,国家在国际间交往中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以国家为标志的战争主体也相应发生变化.
　　一种是战争主体“超国家”的变化.首先,构成单纯的双边对抗的战争主体已很少见,战争主体的超国家现象表现为多国的“联盟性”或“关联性”上.因为,冷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围绕着增强综合国力展开的激烈的竞争,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战略联盟关系.当某地爆发战争时,可能会牵动多个国家的利益,导致多个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另一种是战争主体“非国家”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跨国性的组织进入战争领域.托夫勒曾指出：信息革命冲击已经使权力的分配以及国家与非国家间的联盟发生急剧变化.“深层联合”成为由众多非国家参与者构成的新兴的全球体系；这些非国家参与者在数量上和种类上的重要性都在逐渐增加.到1975年,从制陶和冶金到宗教和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国际非政府机构仅有3000多个.而今,这类机构的数量已超过2．5万个.毫无疑问,这些机构的参与,使未来战争的“国际化”局面更为复杂.还有一种“战争私营化”现象.据有关资料透露,美国在1987年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争事务的公司,名称为“军事专业人员咨询公司”.它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条林阴道的四层楼上.公司负责人是弗农·刘易斯,陆军少将.公司的高级职员中有19名退休的美国将军.他们认为“军界是个尚未开发的国家资源”.这家公司存在的价值和所能够产生效益的原因,可由下面这段话来说明：“在世界新的无秩序的混乱之中,以及在恐怖活动的威胁迅速增大和无法预言的情况下,有许多工作白宫可能不想让国防部正式承担.在国外的冒险活动从经费和政治角度讲代价越来越高昂,失败的风险或恐怖分子在国内的报复普遍存在,让你了解的和值得信赖的其他人去承担这一工作也许是明智的.”
　　当然,国家作为战争主体,其地位仅仅遇到挑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仍然是进行战争的主体.“超国家”或“非国家”集团,仅仅还是某种政治、文化或经济意义上的集合体,不可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战争,不能构成与国家的整体相对抗.
　　*战争力量：从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到优质精干的职业化军队；从单纯军事力量到综合战争力量
　　20世纪,战争力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其基础和结构两个方面：从战争力量的基础来看,社会化的大工业使战争力量得到空前的增长.军队得到了性能先进的坦克、军舰和飞机,得到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有形的物质形态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将战争力量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甚至达到了极限.在大工业时代,国家综合实力间接地转化为战争力量,才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影响.现在则不同,国家的综合实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对战争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国家综合实力可以以同构的方式作用于现代战场.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尽管其进程和规模有限,但却比历史上任何形态的战争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力量的支撑.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质上成为缩小的或者说集中聚焦于一点的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对抗.
　　从战争力量的构成来看,20世纪的机械化战争,是陆、海、空军三大军种界限分明的战争,战争力量主要依据武器装备的功能而不是依据作战功能来划分.战争力量的各个部分虽然强调联合与协同,但仅仅局限于战略层次上.现在,已出现了战争力量“体系化”构成的趋向,强调各力量要素有机结合,协调一致,在结构的组合中寻求战斗力新的增长途径.现代战争力量体系,要与它所依赖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国家的综合实力、各种包括全球和外层空间的战略性的保障体系以及一些非军事手段共同构成.这种“体系化”的力量构成,使得原有“一矛一盾”相互制约的状况被“多矛多盾”相互制约的新特点所代替.
　　*战争手段：从“硬摧毁”到“软杀伤”；从单纯军事手段趋向以军事手段为主的综合手段
　　20世纪发生的大部分战争,是机械化战争.这种战争借助于大工业为其提供的“钢铁”和“炸药”,大规模地释放摧毁性的能量.这种战争的主要手段,就是使用坦克、军舰、飞机等机械化的作战平台,通过突破、迂回和围歼,大量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破坏对方的战争设施,达成战争的目的.战争手段是“硬杀伤“手段,其典型的特征是“火”与“血”.
　　与过去战争手段的特征相对应而言,战争手段正在或将要改变.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变化是：减少对平民和士兵生命的伤害.这首先与信息技术为战争提供的“软杀伤“手段有关.信息武器以及其他一些“软杀伤”武器走上战争舞台,这些武器包括发声类、发光类、电子类和化学类等非致命性武器.它们可使人致盲、影响战斗人员情绪、干扰电子设备工作和对武器产生“凝结”、“致腐”等作用.这些“软杀伤”武器的出现,将会减少对人类生命的直接伤害,使战争手段变得“文明”起来.于是,过去单一的战场厮杀、肉体消灭,将会部分地转向信息对抗和意志摧毁.这使人联想起富勒说过的两句话：“一支军队的战斗威力存在于它的组织之中.杀伤敌人是躯体的战争；使指挥权失效是头脑的战争.”
　　*战争时空：从“长”、“大”到“短暂”、“多维”；从“有形”到“无形”
　　20世纪前期的机械化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时间上表现为“长”,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在空间上表现为“大”,少则波及到数个国家,多则波及到整个世界.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虽然能够为军队提供成千上万的作战工具,但这些作战工具的能力仍局限于战役、战术的范围,战争双方的能量必须通过长时间和大规模的“局部”释放,才能获得战略性的结果.这时候,战争双方的生产能力越强,战争潜力越大,则战争就越持久,战争的范围就越大.战争力量大面积和长时期的接触并在接触中抵消,成为机械化战争的显著特点.
　　随着战略性武器和战争控制手段的大量出现,战争时空正在发生变化.就时间而言,直接交战的时间缩短,强调速战速决,而实际对抗的时间增长,出现了“威慑与反威慑”、“非接触性军事对抗”、“预防性战略行动”以及“结束战争”等环节,使战争的时间向其前后大大延伸.就空间而言,直接交战的空间缩小,而相关的空间增大,或者说,战役战斗的空间缩小,而战略空间增大.
　　战争的空间正在由“平面”、“立体”向“多维”发展,呈现出“地面战”、“空地一体战”和“天、空、地一体战”的发展轨迹.在战争空间的感知上,除了人们感官所接触到的“有形”空间之外,而存在一个超出人们感官接触之外的“无形”空间.这种空间与自然界的其他物质相比,是一种与“电波”、“频谱”等联系在一起的“无形”之物.这种“无形”之物,造成战争中“无形”因素增多,构成了现代战争的“无形”空间.过去的机械化战争,通常是通过摧毁对方的战争力量,达成征服对方意志之目的,通过“有形”,或者说力量“有形”显示,征服“无形”.现代战争,先进的信息技术,除了能够将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在非对抗的情况下精确显示之外,还能够作为一种战略手段,直接作用于对方的“意志”.与过去战争相比,现代“信息化”战争,由“无形”征服“无形”的比重增大.也正是基于这种现象,一些军事专家提出了“虚拟战争”和“调控敌人观念”等新概念,从而形成一种“无形”或“虚拟”的战场.
　　20世纪的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涉及的空间拓展了,手段增多了,并且军事力量对抗正在由“现实”向“潜在”延伸.这使军事与非军事、战争与非战争、战时与平时之间产生更多的重叠和交叉,其边界趋于模糊.这就需要从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更为广泛的联系中,重新划清新的战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