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近代感人历史故事.拜托了!~~~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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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又一个叫苏和的男子,他有一匹爱马,特别的忠诚,从小相依相伴~然而当时有一个王爷看重了他的马,就假装办了一个马赛,后来,苏和的马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冠军,可是王爷以此为借口要霸占他的马,最后争执不过,只好忍痛割爱,就这样,苏和日思夜想他的爱马.这匹马对主人的思念也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王爷骑着这匹马向大臣们炫耀,突然间,这匹马像疯了似的,将王爷摔倒在地,向草原远处本去,王爷命令下人用毒箭将马射死,可是马中了箭后也依然马不停蹄~向主人苏和家的方向跑去,终于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到了苏和的蒙古包前,摔倒在地,长长撕嚎起来,这时苏和出来后,看到自己心爱的马在地上喘着粗气,后来终于死去~~ 苏和为了纪念他,专门用这匹马的尸骨做成了一把乐器,用马鬃当作琴弦,拉出的声音和这匹马生前的鸣叫一模一样,后来为他起名为马头琴~~ 游击队巧捉鬼子官 在麻峪村东西两个碉堡修好后,虽然日夜有鬼子兵站岗放哨,但也阻挡不住在村民们掩护下的游击队河东河西自由地往来.日寇在其既有武装驻防,又搞了“连环保甲制”的情况下认为万无一失,便在永定河东一些村子随便出行. 孰不知在抗日情绪高涨的村庄里,老百姓、游击队已成一家,同时下地干活,频频出现在街头巷尾.一天下午(大圈儿)一名叫菊本的军曹和一个叫白连碧的特务从河边碉堡下来,去了保公所,村民看见了立刻通知了正在麻峪村工作的游击队长杜钢和队员李英.两人迅速背上背筐,带上除草的小薅锄,化妆成农民,尾随敌人其后.当鬼子和特务走到麻峪南“武道庙”时,杜钢队长从后面用没把的小薅锄顶住了鬼子菊本的腰,令其举手缴械,李英同志健步飞奔过去下了特务白连碧的手枪.抓住鬼子和特务后,将他们押在村中的进步户中.第二天,在过河干活的人群掩护下,把敌人押送到河西游击队根据地. 事过两天鬼子发觉菊本和白连碧失踪,便派兵到各村寻找,他们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询问,人人都说“不认识,也没看见有一个日本官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无可奈何的日本鬼子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了. 1943年春夏相交的一天下午,鬼子的翻译官潘××身穿鬼子军装,头戴鬼子牛皮帽,脚下一双黑色牛皮大马靴,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麻峪村,到保公所找到保长王××,带他到一家吸鸦片的人家吸足鸦片后,又骑车回保公所.游击队安排的老乡发现了潘××的行踪,立刻报游击队的炼星海同志. 当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日本翻译官骑车走出东街要过大影壁时,被藏在影壁后的游击队员用河流石打了来,潘××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游击队员抓住,并夺下了他的手枪,带回了“安全户”,换了农民的衣服押送到河西去了.第二天,日本鬼子来麻峪村,把人们都集中到西街一个叫“西口儿”的地方,临时找来北街杨某人的姑爷当翻译,说明翻译官失踪之事,让大家举报,众人全说不认识那个翻译官,也不知道他来之事,敌伪保长说他在下午太阳下山时已经回去了.敌人无法只得作罢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 ,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