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红军在甘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意义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情况
　　红军在甘肃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就时间而言大体在1936年5月至1937年3月之间.这一时期,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过渡阶段,时局瞬息万变.1935年11月25日发生的冀东事变,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中国的罪恶野心,从而使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又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在党的政治路线上,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明确提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要求"猛烈扩大红军".据此精神,继东征之后,党中央又决定进行西征,以扩大陕甘根据地,力争打通与苏蒙的联系,积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争取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开展对日作战的伟大局面.红二、四方面军进人甘肃以后,中央要求把甘南发展为战略根据地之一,以与陕南根据地和陕甘北根据地相呼应.因此中央西北局大力开展了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工作,相继发布了《关于目前红军进人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关于甘肃红军新占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并建立了以岷县为中心的甘肃省委,傅钟任书记；其次又成立了西路工作委员会,黄火青任书记；北路工作委员会,吴永康任书记,以加强新区工作的领导；又建立了以成（县）徽（县）为中心的甘陕川省委,甘泗淇任书记；还建立了甘肃省苏维埃政府,何长工为主席；并且成立了甘肃省抗日救国总指挥部,王维舟任总指挥,下辖中国抗日救国甘肃第一路军（在临漳新城成立）,司令李中芳；第二路军,司令柴宗孔；第三路军,司令李彩云,政委赵董梅；第六路军,司令马良俊.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一下子造成了横跨河西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于是西路军过河西进,负责莫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苏联）之重大使命.当时红军在甘肃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正是在变化着的时局和复杂的背景之下,遵循中央的战略部署而展开的.
　　各路红军在甘肃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分别如下：
　　l西方野战军：1936年5月19日至6月13日,西方野战军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占领了甘肃的曲子、阜城、环县、洪德城和宁夏的同心之后,相继袭占了定边、盐池、豫旺城、七营.至此,西征开辟了纵横两百多公里的新区,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7月,原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至8月底,陕甘宁根据地达到东西一千二百余里长,南北六百余里宽的面积,成为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和可靠后方.在西征开辟的新区域内,甘肃境内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曲子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七个区、乡苏维埃政权）,主席李培福.同时成立了中共曲子县委,书记朱文华.并建立了游击大队,方振邦、阎崇山任正副大队长.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许元贵.同时成立环县县委,习仲勋任书
　　记.因北县苏维埃政府（辖五个区苏）,主席张明珍.同时成立中共固北县委,书记陈德政.赤庆县苏维埃政府（辖六个区苏）,主席陶贵耀,副主席李志明.同时成立了赤庆县委,书记慕纯农.静宁县苏维埃政府（在单家集成立,辖十个区、十三个乡苏）.同时成立了中共静宁县委,书记蒲耕钟.
　　2．红四方面军：1936年8月6日以后,红四方面军陆续进人甘南地区,9月7日岷洮西战役胜利结束,先后占领了临漳、漳县、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和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带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岷县苏维埃政府（在小西乡包家族成立,辖五十多个区、乡、村苏）,主席张明远.临潭县苏维埃政府（在新城建立）,常云亭任县长,赵明轩任主席.漳县工农民主政府（还有五个区乡农民协会）,县长贾耀昌.同时还成立了中共漳县县委,书记张崇仁.并组织了漳县红军武装青年营.渭南镇苏维埃政府（在陇西县菜子乡建立,属县级,辖十个乡苏）,县长裴俊录,主席罗元宝.武山县人民政府（在颉家门村成立,辖二个区政府）,县长杨芬芝.渭源县苏维埃政府（辖四个乡苏）,主席范堡珊,副主席冯秉钺.通渭县苏维埃政府（辖四个乡、村苏）,县长魏克山.会宁县苏维埃政府（辖九个区、乡、村苏）,主席冯青选,副主席张武汉.同时成立了中共会宁县委.此外,还在康乐、临洮两县建立了十八个区、乡、村苏维埃政权.
　　3红二方面军：1936年8月16日,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后,从9月11日至20日,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占领了陕西略阳和凤县的部分地区,即着手开展了创建红色政权的工作,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
　　成县苏维埃政府（辖七个乡苏）,主席陈中元.还建立了陇南抗日游击队,台万山任大队长,党代表曹嘉庆,有队员一百余人.两当县苏维埃政府,县长范生荣.并成立了两当县农会（辖六个区农会）,主席钟里.成立了两当
　　县义勇军,周彦儒、刘配德任正副队长,有队员37人.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辖二个乡苏）,县长马克仁,副县长马军.同时还成立了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下设四个反蒋抗日委员会）,马克仁兼主席,并建立了徽县工农游击大队,约有一千余人.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崔怀清,副主席李殿臣.
　　4西路军：西路军一过河,首先在景泰县的五佛寺建立了抗日促进会.以后陆续在河西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
　　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辖十三个区、乡、村苏）,主席张仲科,副主席狄万川.同时,还组织了青年大队,城乡队员达一千余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辖五个市政府）,主席何天魁,副主席许裱匠（名不详）.建立了一支拥有二百多人的抗日义勇队.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在蓼泉成立,辖三个村苏）,主席李国壁,副主席鲁秉礼.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辖二个街道苏维埃）,主席许青年,副主席白希斋.并成立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甘肃省第五路军司令部,白希斋任司令.三百多民团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西路军还在战后逆转、兵员骤减的严峻形势下,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张掖一带建立了甘州中心县委（属地极）,书记吴建初.在山丹、永昌组建了山永县委,书记牟迎春.另外,还在高台、抚彝（临泽）建立了高抚县委,书记许金彪.综上所述,红军在甘肃共建立了一个地委、九个县委,二十一个县苏维埃政权,一百七十多个区乡村政权,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干部约计七百之多.还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抗日义勇队、游击队、青年营等各种武装三十多支,约计七千余人.
　　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工作
　　各级苏维埃政权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第一,广泛深入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紧密配合各路红军,召集群众大会,走街串巷,深人家庭院落,宣传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用具体生动的事迹说明红军不害百姓不抓兵,不抢财物不打人,专打上豪和劣绅,济苦安贫,使天下穷人有地可种.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共同反蒋抗日.第二,斗争恶霸地主,镇压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他们在乡村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为害最烈,罪恶尤深.各级红色政权配合红军,采取了以下几种革命措施,予以打击惩治；一是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组反动官吏、地痞警棍实行坚决地镇压.如永昌区苏维埃协助红军总部司法机关,公审处决了国民党县政府反动科长、区长、警佐、地痞、恶霸等九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为红军提供情报和证据,镇压了勾结土匪,敲榨群众的快班衙役；二是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恶霸,没收财产,罚交粮款,救济穷苦百姓.仅陇南地区就斗争地主、土豪二百余户,其中,成县收缴五十余户土豪地主的粮食四十余石,白洋五千余元,肥猪六十头,骡马四十余匹,衣物及其它用品一千余件.徽县收缴粮食五十余万斤,白银五千两,衣物一千三百余件,肥猪八十余头.两当县仅西关、香泉、刘坪、显龙四乡农会收缴粮食一百八十余石,白洋两千多元,大烟四百余两.渭源、陇西、通渭、永昌等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没收了地主大批粮食、布匹、食盐、大麻、毛毡、皮张以及金银钱财；三是平分土地,焚烧地契.如临泽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平分了五户地主的土地近一千亩,烧了地契,填写了分土地登记册和通知单.第三,动员民众为红军筹集粮秣军需.为了解决红军的生活急需,保证部队行军作战,各级红色政权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筹集粮秣军需的工作.首先,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一马当先,带头捐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群众.如山丹东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主动拿出小麦六石,毛毡十二条,煤八十多石,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支持红军的热情,群众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有送粮送面的,有赶猪牵羊的,有背柴送草的,有搬灶具桌凳的.在永昌,为了给西路军制造军械提供材料,政府工作人员动员群众献出了破旧犁铧、碎铜烂铁.有的猎户和放牧人员还把家中存放的硫磺、盐硝、木炭等制火药的原料也捐献出来；其次,在工商业中开展了"捐款捐粮"活动,高台县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商号和殷实户积极捐献,"德胜荣"、"瑞兴昌"等商号捐献了不少棉花、布匹和皮张.在成县和徽县的工商业者,也组织了"抗日乐捐"活动,捐献了一批布匹和棉花,赶制成衣服、鞋袜送给了红军；再次是组织群众裁缝军装,榨油磨面.这是一场十分壮观的群众运动,例如陇西县、乡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一百四十多名妇女,通宵达旦七个昼夜为红军赶制军衣军鞋.永昌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抽调了百余名皮匠、毡匠为红军缝制皮衣、背心、皮帽、手套、毡靴.县城的八、九家皮坊、毡坊近六十名工匠全部参加.皮匠杨瑞与十多名工匠,连续苦于二十多天,泡、熟、铲半成品羊皮两千多张.新城子郭南庄村政府副主席郭继祯发动全家和邻居缝制皮帽、手套、背心近千件.为了使红军及时吃到面粉,陇西菜子、昌谷、宝凤、文峰等地的水磨和一百多盘小石磨日夜不停地加工粮食.永昌县境内有七十多盘水磨近三百多名群众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的带领下,昼夜磨面.分布在县内的二十多座油坊约二百余人给红军榨油,供给食用和照明的清油约十八万斤.据不完全统计,仅岷县给四方面军每天提供的粮食约计五万斤,在休整的五十六天中,共提供粮食三百多万斤.永昌县根据调查并参考国民党县政府统计,西路军在永昌期间,从各个方面征集、购买、提供柴禾、饲草二百多万斤,粮食和饲料二、三百万斤,猪牛羊六七千头（只）,供给肉食十多万斤.此外,各级红色政权还动员群众,组织人力为红军熔铸弹壳,锻打长矛,修理枪械,配制火药,伐木运斤,赶造云梯,担沙运石,加固设防.帮助红军运送物资,侦察敌情,带路送信,站岗放哨,盘察行人,维护治安,救护伤病员等,开展了大量工作.第四,动员青年参加红军.
　　据不完全统计,在陇南地区应征人伍的青年达五千余人.其中,仅红二方面军在成徽两康地区就扩充了两千多人.岷县、宕昌、成县各编了一个新兵团.定西地区参加红军的有一百四十多人,永昌县有一百四十多人,山丹县有一百三十多人,临泽县有二十多人,高台县有一百多人.总计约五千五百多人.以红军为柱石而创建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刹时间在甘肃大地上掀起了狂飘巨澜,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些国民党反动政权,打乱了反动军阀的阵脚,搅动了地主恶霸的酣梦.穷苦百姓从长期的屈辱、压榨下提起了腰杆,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然而,当红军撤离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民团、土豪、恶霸一起卷土重来,开始了反攻倒算.参与苏维埃政权的人员,为红军热心办事的群众,分了地主财产的百姓,红军伤病员,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有的被捆绑吊打,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逼得卖房卖地,倾家荡产,有的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少苏维埃干部和红军伤病员惨遭杀害,仅笔者收集的资料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苏维埃干部竟达五十人之多.
　　苏维埃政权的特点和意义
　　综观红军在甘肃所建立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有以下几个比较显着的特点；
　　（一）范围广大,数目众多.据粗略统计,甘肃共建立了二十一个县、一百七十多个区、乡（镇）、村苏维埃政权.这些县级政权,占1936年全省所辖县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地域面积约九万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以上；拥有一百七十九万一千多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
　　（二）红军是各级苏维埃政权的支柱.各级红色政权均建立在红军武装占领的区域内,通过红军的广泛宣传和积极组织,建立了政权,指派或推选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并在不少地方组织起了抗日义勇军、游击队、青年营等地方武装,但这种武装还很弱小,没有壮大到足以凭借自己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强大的敌人进攻,以保卫红色政权.随着红军的撤离和北上,红色政权也就失去了坚强的后盾和依靠,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相继被摧残了.（三）各级苏维埃政权所开展的工作带有极大的应急性.一切为了配合红军,支持红军.加之时间短暂,有的存在两个月,有的存在十几天或几十天时间,就被反对势力摧残了.各级政权来不及充分行使其权力,更少开展政权所必须进行的各项重要工作,如建立健全政治制度,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民主改革,开展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建设.所以说,这些政权带有一定的临时性质.
　　这些苏维埃政权没能长期存在下去,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没有普遍地建立起坚强的党组织,没有普遍地组织起强大的工农武装.同时,也缺乏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很好的群众基础.今天,我们重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不能不折服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和精辟论断,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形；（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尽管红军在甘肃建立的红色政权没有存在和发展下去,尽管它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它所显示的现实作用、革命功绩和历史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红军的到来,犹如一股春风吹遍了甘肃大地,使闭塞沉睡的甘肃人民呼吸到了革命的清新气息,目睹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红色政权的建立,又似春雷霹雳,震撼了甘肃大地,唤起了千百年来受苦受难的贫民百姓,他们组织起来,当家做主,昂首挺胸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广大贫苦农民有所恃而增加了革命勇气,地主阶级有所惧而不敢胡作乱为.这是旷古未有的大事,是劳动人民开始了翻身掌权的最初尝试.苦难深重的人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从而增添了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第二,各级苏维埃政权为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支持.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红军筹集粮秣,加工磨油；缝衣做鞋,抵御严寒；提供原料,修理军械；动员各界为抗日救国捐赠金银.所有这一切,使历经艰难困苦的长征红军得到了较好的休整和充裕的物质补充.第三,各级苏维埃政权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的声势,增添了革命的力量.它积极组织群众救护红军伤病员,营救、掩护红军失散人员,又为革命保存了一份力量.第四,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建立革命组织,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第五,各级革命政权的建立,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也为甘肃人民以后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