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中国同学是谁啊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中国同学是谁啊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中国同学是谁啊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遇到的中国同学是谁啊
看得我有点晕晕~Q_Q~
和鲁迅一起留日的矿路学堂同学究竟是几个人且具体是哪几个人呢?
先来解决人数的问题.
和鲁迅一起留日的矿路学堂同学人数：
1.鲁迅自述是4人.
2.沈瓞民1961年的回忆中说是4人（沈比鲁迅晚一年到日本）.
3.伍崇学1953年的回忆中说是5人（伍系此行同学）.
4.张协和1956年的回忆中说是6人（张系此行同学）.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关于到日本的人数记载为6人.结合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的记录“清国南洋派遣之计开徐庆铸、顾琅、周树人、张邦华、刘乃弼、伍崇学等六名矿务学生已抵东京”,可证鲁迅此行以矿路学堂同学身份赴日的人数确为6人,即“六名矿务学生”.
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只是官方记载的到达人数数字.具体哪6个人,我们接着考.
1.鲁迅自述没有说明包括他以内的具体四人名单.
2.沈瓞民回忆名单：鲁迅、顾、张、伍.刘也是官费生,但不是鲁迅们的同学.
3.此行同学伍崇学回忆的名单：伍、鲁迅、徐光钰等五人.
4.此行同学张协和回忆的名单：张、鲁迅、顾、徐广铸、刘乃弼、伍崇学.
5. 日人细野浩二引弘文学院档案,名单为：鲁、张、顾、伍.（见《鲁迅的境界－追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
6.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名单为：徐、顾、鲁迅、张、刘、伍.
7.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内《同瀛录》,名单为：张、徐、鲁迅、刘、顾、伍.
综合以上记录,鲁迅、顾、伍、张,这四个应是各种记录均见的,可以确认为即鲁迅自述提到的四人之全部.证以弘文学院档案,我们可以认定,这四人就是最初到达弘文学院报到的四名矿务学生.
各项资料中提到的“徐光钰”、“徐广铸”、“徐庆铸（甄才）”,他们是不是指的同一个人呢?
伍崇学回忆和他一起被派往日本留学的同学叫“徐光钰”.据北冈正子转引对陆师学堂第二期学生茅乃封的采访记录,“徐光钰”系扬州人,不但与鲁迅是矿路学堂的同学,还是同一宿舍的舍友.
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记录了有名叫“徐广铸”的矿务学生到达日本.张协和回忆和他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也是叫“徐广铸”.
《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内“同瀛录”中却出现了几种不一致的记录：“徐庆铸（甄才）,二十二岁,江苏丹徒人,其余各项同上（指“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到东京,南洋官费生,进弘文学院普通科”）,“徐庆铸（在籍）……（出身）江苏”,“徐广铸（在籍）……（出身）浙江”.对照茅乃封关于“徐光钰”系扬州人的说法,虽然丹徒有别于扬州,但是江苏人“徐光钰”即“徐庆铸（甄才）”似乎可以确定.而字形相似的“徐广铸”则似乎是另一个浙江人.
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于1902年3月,也就是鲁迅等人到达日本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则发行于“光绪29年9月4日”即1902年9月4日.内收“同瀛录”系根据到馆者本人所写汇编的.既然是汇编而不是原件影印,则：一不能排除采编时誊写的误差,二不能排除原始记录有当事人有意或无意误写的可能,尤其是后一点可能性,对于我们讨论现在进行的话题,是很重要的.
徐这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不管到底叫什么名字,在之后的日方史料记载里,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关于他（或者他们）的记录了.尤其是,日方史料《弘文学院沿革资料》1902年5月学生名单里,我们只看到下面这五个人的记录：“刘乃弼、顾琅、伍崇学、周树人、张邦华”,说明在1902年5月,徐这个人（或是两个人）并未进入弘文学院.
沈瓞民比鲁迅晚一年到日本,据他回忆,在他和鲁迅一起居住之前,鲁迅的室友是：刘、顾、张、伍和陈衡恪.也没有提到徐.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在已披露的周作人日记和相关文章中,我们也看不到有关于徐的记载.
基于以上疑点和对史料的分析,我有理由怀疑：徐作为鲁迅的同学,并没有和鲁迅一起赴日.以徐的名义抵达日本并可能代其在留学生会馆登记的,另有其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馆记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再来看刘乃弼.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鲁迅“他的同班中有……刘济舟名乃弼”,可见刘确系鲁迅同班同学.《周作人日记》里还曾经提到：“上午十下钟大哥来,云行李已往下关,予与同去……见顾石臣、张协和、刘济舟、杨星生诸人.”
伍崇学回忆赴日同学名单里没有提到刘的名字.张协和回忆里提到和刘一起赴日.两位亲历者的记录出现了不一致.
沈瓞民的4人说里不包括刘,但是沈又说“刘乃弼是安徽人,官费生.……与鲁迅同时进弘文.”根据沈前后文的意思,这个“同时”,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意思,而不是同一批的意思.
细野浩二引弘文学院档案,没有刘和鲁迅等4人一起入院的记录.而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文件显示,确有名叫“刘乃弼”（乃即乃）的人作为矿务学生到达日本.《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同瀛录”里也确有“刘乃弼（济舟）,二十四岁,安徽巢县人,其余各项同上（指“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到东京,南洋官费生,进弘文学院普通科）”的记录.
《弘文学院沿革资料》1902年5月学生名单里,我们看到了有“刘乃弼”的名字.1903年3月,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在学院内开设了讲道馆分场传习柔道,刘和鲁迅一样,作为首批申请入门者在申请书上签字.可见,1902年5月至1903年3月间,刘确实来到了日本.
鲁迅在回忆中,提到了这样的细节,“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下了四个.”鲁迅所谓的“派定五名”,和官方数据显然不一致,可以理解为鲁迅并不了解真实内情.但是“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下了四个”,言之凿造,看不出有虚构的痕迹.证之以上面提到的弘文学院档案记载和沈瓞民的回忆,“四个”之说可信.那么这个因为祖母反对的原因没有去的是谁呢?
结合我们上面提到的周作人日记里记载,很显然,这个人就是刘乃弼.他本来是和鲁迅等人一起出发去南京的,和周作人也打过照面,但是临行前因为祖母的因素最终没有成行.所以,鲁迅对此事印象很深,在回忆文章里特别提出来.
不过,刘后来还是没有放弃这次公费赴日留学的机会,还是去了日本.根据1902年《神户又新日报》的广告,当时在横滨－上海航线上,船只每七天往返一次.他最迟在1902年5月份进入弘文学院,和鲁迅同住.1年后沈瓞民来,看到的就是包括他和鲁迅在内的的6人同住,才有“与鲁迅同时进弘文”的表述.
这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就暴露了.既然刘在1902年2月没有和鲁迅等4人一起赴日,那么以刘的名义抵达日本的矿务学生,显然另有其人.和我们上面考证的徐广铸一样,都是被人冒名顶替了.
究竟冒名顶替的是谁呢?我们注意到,沈瓞民回忆文章里提到,在他和鲁迅一起居住之前,鲁迅的室友是：刘、顾、张、伍和陈衡恪.沈还说,1904年春返国,随即得鲁迅等六人落款的信,这六人是：鲁迅、刘乃弼、顾琅、张邦华、伍崇学、陈衡恪.
陈衡恪,1876年生,陈三立长子.沈瓞民说“陈衡恪号师曾,与鲁迅亦是老朋友,矿路学堂学生”.说陈衡恪是“矿路学堂学生”,显然有误.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1901年陈三立定居金陵,“在家办学堂”,方便陈衡恪等“自己家中子弟”.“（陈衡恪）春至沪,入法国教会学校.”可见陈衡恪出了家学之外,读的是“法国教会学校”而非“矿路学堂”.而且陈衡恪比鲁迅大5岁.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曾经这样回忆道：“陆师学堂的总办……换了俞明震.陈师曾是俞家的近亲,那时便住在学堂里.虽然原是读书人,与矿路学生一样的只穿着便不增怎的为他们所歧视,送他一个徽号叫作‘官亲’.”也可以证明陈当时并非“矿路学生”而只是“住在学堂里”.
陈衡恪的母亲罗氏是陈三立的原配,在陈衡恪5岁的时候去世.陈三立娶俞明震的妹妹俞明诗为续弦,所以俞明震是陈衡恪的继母舅.
俞明震是1901年2月出任“南洋陆师学堂总办”一职的（据1901年2月3日上海《中外日报》 ）.
那麽陈衡恪会不会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赴日“矿务学生六名”中的冒名顶替者呢 ?
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这样说：“及至矿路班毕业,选送日本留学,师曾也一同自费出去,这个歧视才算解除.”照周作人的说法,陈衡恪是作为“自费生”和鲁迅一起赴日留学的.
但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文件否定了周作人的这一说法.据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的通知公函：“江南陆师学堂俞总办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此次奉两江总督之命,兼来日视察学务,带领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等将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南京出发”,显然陈衡恪确实是和鲁迅一同赴日的,但不是以“自费生”的身份,而是以“文案”的身份.这明显是沾了俞明震的光.同时,也排除了陈衡恪作为冒名顶替者的可能性,因为他在“矿务学生六名”之外,有单独的“文案”身份.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同瀛录”记载,陈衡恪是“28年12月着京”.如果这个时间记录不误的话,我们可以看出,陈衡恪在1902年4月以“文案”身份到达日本后,没有直接去东京,而是在别的地方晃了几个月才于12月到东京,并且以“留学生”的身份到留学生会馆报到.
根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记载,陈衡恪此行赴日后一直待在日本,1905年寒假“疑”曾经回过一次国,1907年暑假回过一次国,1909年夏“卒业于师范高等学校”.根据沈瓞民的回忆,期间陈衡恪曾经和鲁迅同住过一室内.
排除了陈衡恪是冒名顶替者的“嫌疑”,我们继续来查找真相.答案就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1902年“春,随兄师曾至沪,东渡日本留学.” 陈寅恪《乙酉冬卧病英伦医院》诗叙云“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
陈寅恪系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1890年出生,比陈衡恪小14岁,比鲁迅小9岁,1902这年12岁.他的母亲就是俞明震的妹妹俞明诗.
根据陈寅恪自述年谱和《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他是和陈衡恪一起赴日的.
我们再来看一遍日本方面的档案记录,俞明震此行同行的人为“该学堂毕业生二十二名,矿务学生六名,同随行人员,教习罗良监、王继美、翻译森村要、文案陈贞瑞、陈衡恪”一共33人.33人中,只有陈衡恪的名字,而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我注意到档案里提到有位“文案陈贞瑞”,相同的姓氏曾经使我怀疑过是否“陈贞瑞”就是陈寅恪的化名呢?我随即排除了这种假设,一是因为陈贞瑞排名陈衡恪在之前；二是因为陈寅恪当时只有12岁,不可能冒充成年的“文案”；三是我在《南大百年史》里查到1903年至1905年在三江师范任教的中国教习26人名单中有“舆地教习陈贞瑞”的记录,三江师范和南洋陆师学堂同属两江总督辖下,相信两个陈贞瑞系同一人,1902年以“文案”身份赴日后回国,1903年三江师范在充“舆地教习”.
这样说来,陈寅恪难不成“隐身”去日本?不然.玄奥就在我们上面的考察结果中.此行赴日的“矿务学生六名”,实际上只有四名“矿务学生”,还有两个当时并没有去.陈寅恪就是冒名顶替了其中一人的身份,用公费赴日本走了一遭.所以在日本方面保存的档案文件里,我们看不到陈寅恪的名字.
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一直待到1904年夏,才于“假期返南京”.我甚至怀疑,在1903年4月到1904年夏这段时间,《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中内“徐广铸”、“徐庆铸”的登记材料,很有可能就出自陈寅恪或者陈衡恪之手,而本该徐某享受的公费留学生待遇,也一直为陈寅恪或陈衡恪所冒替,依赖于俞明震的包庇和操纵.当然这种细节性的假设似乎还缺乏足够确凿的证据.
经过分析,陈寅恪很可能是冒名顶替了“徐光钰”（或者“徐广铸”、“徐庆铸”）的身份赴日,那么又是谁冒名顶了“刘乃弼”的身份赴日呢?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但是因为刘乃弼后来又改变主意去了日本,所以俞大纯在日本待的时间应该不长,很可能是和俞明震一同回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