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写的吗?

谁知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写的吗?
谁知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写的吗?

谁知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写的吗?
我一直一为是谭嗣同写的. 但是在《书屋》二〇〇一年第六期里面,傅国涌写了一篇《康有为的神话》,其中这样说： 一百年来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不已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 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首绝命诗根据史家黄彰健考证原来是这样写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面对死神,谭嗣同豪气冲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果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 我觉得道理也在,不想很快又在雅虎中国博客的一个叫蒋清泉的主页里看到了一篇也很有理由的但完全持相反态度的文章：驳谭嗣同《狱中诗》伪造论 全文为下： 中国许多人,对所谓“正统”的历史教材很感冒,所以也就产生了一种心理,只要见到与教材相左的论调,也不去辩别是非曲折,就鼓掌喝采.这种逆反心理被某些投机的文人所窥破,想想中国十几亿人,有几个有心思去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所以就铤而走险,进行历史大翻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温故戊戌年》一书粉墨登场,该书之种种荒谬,自有历史学家指正,不待我言,这里我只是驳斥书中所言,谭嗣同《狱中诗》系梁启超伪造一说. （一）始作俑者：台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这本书,大概是出版于七十年代,这本书对《温故戊戌年》作者影极大,这里我引用一段文字：“这本不足三十万字的历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作者读了台湾戊戌变法史专家黄彰健早在一九七0年写的史学专著,才毅然改写成这个样子的.这以前,他笔下的康有为依然是圣人一般无暇,和百年来多少写戊戌年的作品没什么两样,是那本发黄的《戊戊变法史研究》改变了这一切.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是黄彰健的书出版了近三十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你根本用不着学过历史学,只要你还有健全的头脑,就能辩别出是非曲直了. 黄彰健在这本书中,有一章,叫《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那么黄彰健有什么证据说明谭嗣同的《狱中诗》是梁启超伪造的呢?他声称找到了证据,这个证据是来自什么历史资料吗?或者来自什么档案?时人笔记?都不是,他找到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听这名字,想必与公园说书的没有什么差别,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距谭嗣同牺牲十年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第一首我就不抄了,第二首是这样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彰健见到此诗,觉得与谭嗣同流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一个搞历史的,最起码要知道史料的真伪与可靠性,这类艺人混饭吃的绣像小说,竟然也堂而皇之进入历史资料范围,不可不令人怀疑此公的水平了.既然硬要将此作为史证,那绣像小说所写的,那可是林旭的诗,而不是谭嗣同的诗,但黄彰健又要取绣像小说里的诗,又不肯承认小说中所说的是林旭写的,这其中取舍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中国绣像小说象是数量不少,一部《三国演义》怕又能作出不少历史翻案.现代还有电影了,记得《东方不败》中,主人公一时兴起,吟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句,我看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老毛是否有抄袭东方不败君的嫌疑? （二）铁证如山：《留庵日钞》的发现 本来对黄彰健这种志在竦人听闻的结论,也不值得一驳.但是既然有结论,总有许多人哪有空闲与兴趣地考证事情的真伪,所以寻求更有力的证据,也算是有必要.1994年发现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有记录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 那为什么黄彰健与张建伟会怀疑梁启超窜改谭嗣同的诗呢?我引用一段文字：“这首诗却泄露了戊戌的一个秘密,所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是大手笔.这一改,我自横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说白点,黄彰健以张建伟无非认定康梁是所谓的“小人”,谭嗣同的诗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启超窜改了谭诗.说句实话,对于此二公的超级想象力,我还不得不有几分佩服,我想即使是秦桧的“莫须有”罪名,也要逊色三分,为什么呢?秦桧人家还算老实,说明是“莫须有”,而此二公,却将根本不存的事,说得活灵活现的.本来历史谎言不难揭穿,只是商品社会下,有几个百姓家会为此事去考证一番?这正是他们大胆行骗的本钱. 黄彰健毕竟还是在学历史的,所以面对强有力的证据,他也不得不认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五年,他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认错了：“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就该诗就不翼而传,唐烜本人的纪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 （三）无知还是装傻：《温故戊戌年》 《温故戊戌年》一书,成书于一九九五年之后,也就是黄彰健对谭诗伪造案被迫认错之后,但《温故》一书,仍然沿用黄彰健在七十年代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却无视1994年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的发现,已经证实伪造说的不成立,其至连黄彰健本人也认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建伟仍然固执己见,原因何在? 我分析下来,不外两点：（1）无知：《留庵日钞》的发现,是近年来戊戌变法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加上黄彰健本人最新的文章,《温故》的作者,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些情况,所以他还是沿用了三十年前的非常不可靠的推测,而且把推测当作事实.（2）装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大些,因为很明显作者是黄彰健的支持者,竟然漠视他较新的文章,这点不太好理解.但是既然全文基调已定,所以势必在选材上,选择对康梁不利的文字,所以还是冒然采用旧说,以图蒙骗过关,事实上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无数的人被蒙骗了.所以我不惮烦琐,以求正视听. （四）“两昆仑”是什么? 对于谭嗣中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是什么意思,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有说是康有为·大刀王五,有说是罗升·胡里臣,有说是王五·萧一山,有说是唐才常·王五,有说是康有为·唐才常,有说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五花八门,但大多没脱离一种看法：两昆仑是指两个人. 我有不同的看法,谭嗣同两昆仑并非指两个人,而是指人品之巍巍高大.“去留肝胆两昆仑”,可解为,无论选择流亡,或者选择留下来英勇就义,其雄肝义胆的人格,都如昆仑山一样巍巍耸立.我这种解释的依据是,谭嗣同被捕前说的一句话：“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这句话记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无以酬圣主”这句当不是谭的本义,这个先放着不说.“行者”与“死者”,就是“去”与“留”,不同的选择,一样的志向,不同的结局,一样的人格.这种精神,如同高耸的昆仑,傲视群伦. 历史已经过去,谁来作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必要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