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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 形成背景 实践基础 理论依据 实现机制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的执政理念,是当代中国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1]一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三代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几代领导人发展观辩证扬弃的结果.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历史地认识科学发展观具有启迪性,但该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演变的分期以及特征的概括值得商榷.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形成的,传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发展思想.赵凌云、张连辉先生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1](p．24).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历经四个阶段,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前三代发展观基础上创立的第四代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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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研究》(05BKS013)的部分研究成果.
　　首先,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发展观称之为经济增长导向型是不准确的,第一代发展观既是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又是革命与建设“两个中心”式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具有三个特点：一是1949～1978年间的发展观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新中国成立之时,百废待兴,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1953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50年代提出的“大跃进”战略和60年代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战略都强调经济增长.二是1949～1978年问的发展观属于传统发展观.“大跃进”运动主要靠资源投入来支撑,超英赶美主要是钢铁指标,各行各业大办钢铁,犯了不尊重科学、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导致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大跃进”战略和四个现代化战略都没有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当时人们也还难以认识到“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悖.三是在1949～1978年间,经济增长观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毛泽东在1956年正确地提出要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心,但后来发动的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以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表明,当时是“抓革命,促生产”两个工作重心相互交替,1949～1978年问形成的是摇摆不定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代发展观不只是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而是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观.1978年我们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来.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过去政治运动干扰经济建设的教训,一再强调要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地发展经济,并要求把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观.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上,而是及时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1979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980年初,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更明确地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他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但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pp·249～250)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都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改革开放与反对腐败要两手抓两手硬.据此我们说,我们党的第二代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
　　再次,把1995年至今的发展观统称为第三代发展观并表述为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是不妥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代发展观形成于1989～2002年问,其特征是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受命于国内外风云变幻的特殊时刻,战胜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开始两个根本性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阐述了科教兴国战略,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同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又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3]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可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的发展观是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观.
　　最后,应该把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定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代发展观,其内涵是不仅要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而且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1999年3月10日,胡锦涛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第一次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胡锦涛说：“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和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尤其要强调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良好效益的、能给人民带来实惠的发展……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诚心诚意帮助群众排忧解难”[4].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概念.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的演变是一个逐步走向全面与科学的过程.前三代的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共同点是把发展作为主题和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不同点是科学发展观是对前三代发展观的辩证扬弃与发展.历史地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才能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依据.赵凌云、张连辉先生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视为全球发展观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国际背景,但认为三代发展观先后受到苏联发展观、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影响的看法却是简单化了.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苏联发展观和当代国外发展观三个层面上,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演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依据.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指导提出的,不能认为只有苏联发展观、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和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特别是强调经济发展.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原因,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目的是发展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成立的发展观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重视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奥秘,就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之中.科学社会主义展望的未来理想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发达、生活富裕、全社会公有制、没有剥削压迫、高度民主和文明的社会.这一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导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了全面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伟大与劳动异化的原因,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消灭侮辱人、贬低人和摧残人的资本主义,建设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人人得到尊重和关心、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来源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诚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经济发展、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思想对我们党的发展观的形成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发展观确实受到过苏联发展观的影响,但不能夸大这种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由于缺乏经验,建国之初,我们党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情况,主要是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就借鉴了苏联的发展观.在借鉴苏联发展观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体制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毛泽东最先看出苏联发展模式与苏联发展观的问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和周恩来所作的报告都谈到了改进经济体制的问题,陈云的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这些都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探索.可见,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打破苏联发展观的影响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第一代发展观总体上没有跳出传统型发展模式,但与其把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观仅仅归结为苏联发展观的影响,不如从国情背景上加以解释.我们党是在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否较快地发展,能否迅速地赶超发达国家,是党和人民的迫切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赶过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5]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全面赶超是不可能的,只有从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进行赶超努力,因此提出了大办钢铁的“大跃进”发展战略.可见,应该恰当地估价苏联发展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发展观的有限影响.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的演变吸取了人类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成果,但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影响来说明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发展观和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发展观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当代国外发展观的演变历经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经济增长观,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志.经济增长观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是片面的,“无发展的增长”对社会没有实际意义.当代国外发展观的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教育、社会转型在内的综合发展.综合发展观把社会变迁与经济增长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与经济增长观相比是一个进步,但只强调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未考虑到后代的发展仍是一个缺憾.当代国外发展观演变的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人类社会在获得经济空前发展时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问题的挑战,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21世纪议程》表明可持续发展观被各国所认同.这种发展观考虑到了人类代际关系、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早期的发展概念重“物”不重“人”.当代国外发展观演变的第四个时期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6]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的也是一条从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再到人本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的变迁与当代国外发展观演变的四个阶段基本吻合.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当时国外发展观也是经济增长观.邓小平没有停留在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上,而是与当时国外的综合发展观相契合,及时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我国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国际上提出可持续发展相一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的贡献是在我们党发展思想乃至人类发展观演变的基础上,于21世纪初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中国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再从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到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苏联发展观和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吸纳、扬弃和超越.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苏联发展观和当代国外发展观上分析,才能全面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的演变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背景.发展观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指出了发展观既引导发展模式又蕴涵在发展模式之中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但认识不应到此为止,还要沿着这一认识路径,进一步揭示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机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机制.
　　第一,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互动影响发展目标的确定,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目标上具有全面性.
　　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认为,第一代发展观的发展目标是工业化,第二代发展观的发展目标是四个现代化,第三代发展观的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表述并不确切.
　　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都是毛泽东等人提出的第一代发展观的发展目标,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不够全面.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目标,四个现代化主要也是经济发展目标.邓小平后来以“小康水平”和“三步走”战略替代了“四个现代化”战略.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代发展观的发展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体现了发展产与提高生活水平的统一,党的基本路线是要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第二代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可持续发展不够.江泽民提出的第三代发展观的发展目标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把发展目标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这样的发展目标更宏大、更长远.
　　胡锦涛提出的第四代发展观在发展目标上最具有全面性.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7]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目标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
　　第二,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互动影响发展方式的确定,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方式上具有统筹性.
　　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认为,第一代发展观的发展方式是外延式与粗放式,第二代发展观的发展方式也是外延式与粗放式,第三代发展观的发展方式是内涵式与集约式.这种概括存在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把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方式混淆了.
　　第一代发展观作为经济增长观,将其发展方式概括为主要是外延式与粗放式是可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发展观的发展方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发展观,其发展方式主要是综合式与协调式；第四代发展观的发展方式则是统筹式,科学发展观通过“五个统筹”,找到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城市、沿海发展快速,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也带来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开放、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这就要求统筹兼顾、协调各方.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人和自然的发展.[8]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克服注重城市、忽视农村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采取重大措施,扭转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就是要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统筹人和自然的发展,就是要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营造优美、洁净、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做到了“五个统筹”,就能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协调发展.
　　第三,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互动影响发展目的的确定,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目的上具有人本性.
　　赵凌云、张连辉先生还认为,第一代发展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节的问题,第二代发展观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又产生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第三代发展观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这种观点把第三代发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作用仅看作是试图解决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问题,没有抓住其以人为本的本质和核心.实际上科学发展观的最大创新和最大亮点就是它的人本性.
　　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认为,人是最大资源、最大财富,具有最高价值,是发展的目的.其一,坚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一切为了人民,既要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又要满足人们安全、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既要提高生活水平,又要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还要特别关注城乡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需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其二,坚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教育、就业、收入、财产等合法权益.其三,坚持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一切依靠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树立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演变的基本走向.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建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创造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的客观条件；实践的发展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我们党提出与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完全不同的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
　　落实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21世纪头20年,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在物质文明方面,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 GDP总量从2000年的8万多亿元增长到35万多亿元,约合4万多亿美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政治文明方面,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精神文明方面,要实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在生态文明方面,要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树立和落实具有人本性的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结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实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统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样才能在实现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指导,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引文献]
　　[1] 赵凌云、张连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l997年版,第1463～1464页.
　　[4] 《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6] 《发展观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求是》2004年第5期.
　　[7]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
　　[8]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