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山水田园诗对魏晋南北朝田园诗有什么继承关系

盛唐山水田园诗对魏晋南北朝田园诗有什么继承关系
盛唐山水田园诗对魏晋南北朝田园诗有什么继承关系

盛唐山水田园诗对魏晋南北朝田园诗有什么继承关系
山水田园诗起自晋宋之间.陶渊明为田园诗之祖,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有特定的内涵：首先,顾名思义,它形成与活动于盛唐时期.明乎此,前代的陶、谢与后代的韦、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当不在其列.其次,它从一开始便同隐逸之风联系在一起,其成员多以五言的体式,借歌咏山水田园风光,表现隐逸意趣,抒发闲适情调,诗风清新淡雅.明乎此,我们也就不会把同处于盛唐时期,并且也写过山水田园诗的高、岑、李、杜划归这一流派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隐逸风气盛行,庄园经济的发展,佛老思想的广为传播,分别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中,隐逸风气的盛行尤为一大关键——在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开、天盛世,既有视隐逸为“终南捷径”者,也有借隐逸以遁离现实者.他们都寄情于山水、栖心于田园,使山水田园成为自己的主要审美对象.于是,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就盛乎一时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等人.但其中最能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成就和卓异风貌的,当推王、孟二人.
王、孟历来齐名并称.审视他们的生活道路,堪称“殊途同归”：在经历了各自的艰难跋涉后,他们都把“山水田园”当作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托自己疲惫的身心.于是,在长期的隐逸生活中,他们成为自然美的寻求者、发现者、欣赏者、表现者,并进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王、孟都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一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但这只是就其大较而言,细加寻绎,王、孟则又各具灵光：
首先从内容看,孟诗的题材较王维的更为集中.王诗既有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自抒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如《陇西行》、《从军行》等；也有揭露社会现实之作,以及倾诉妇女怨情之作,如《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等.而孟诗除了表现田园之乐、山水之美外,便是抒写自己的出仕之念和失志之痛.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王的生活阅历较为丰富：他后期固然消极隐退,前期却热衷政治,奋发有为,既曾居朝为官,也曾出塞问边；而孟却以隐逸终世,尽管他并不甘心终身隐沦.苏轼曾评论说：“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乎,而无材料耳.”如果将“才短”的“才”理解为“题材”的“材”话,倒是深中肯綮.
其次,从情调看,王、孟都乐于表现隐逸生活的闲适意趣,但王诗往往夹杂着幽冷寂灭的心绪,孟诗则往往坦露出耿介郁勃的心态.一般地说,徜徉于清淡世界中的这两位抒情主人公是那样悠然自得,仿佛已与秀丽的山水田园取得了高度的默契.但实际上无论山水之美还是田园之乐,都未能使他们宠辱皆忘.就孟浩然而言,仕进无路的痛苦不时啮咬着他的心灵,并化为一股郁勃不平之气浮现在字里行间.如《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一诗,上半篇笔调何等清新闲雅,但短暂的惊喜之后被触发起的却是知音难觅、功名无望的一腔惆怅：“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翅仪”.而在《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中,江山胜迹,固然撩拨起诗人的登临清兴和思古幽情,但同时却也使他油然生出见贤思齐的愿望和自叹弗逮的感愧：“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泪既是感愧之泪,也是忧愤之泪.就王维而言,其外表不及孟浩然旷达、飘逸,却比孟浩然显得更为静穆和淡泊.有时,这种静穆和淡泊几乎近于幽冷寂灭.“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正是诗人对自己这种幽冷寂灭的心绪的最好概括.如《竹里馆》一诗,乍看,诗中的人物是那样的自得其乐,诗中的景物也是那样清幽秀美.但如果我们把“深林人不知”一句与另诗中的“空山不见人”（《鹿柴》）、“涧户寂无人”（《辛夷坞》）等句联系起来,就不能不惊讶诗人感情的幽冷了.《终南别业》一诗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曾经被人认为是最得理趣的名句.其实,在他观赏行云流水的盎然兴致中包藏着的却正是“万事不关心”的幽冷寂灭的心绪.这种幽冷寂灭的心绪无疑与王维的奉佛有关.早在生前,他就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得到了“诗佛”的称号.表现在他诗中的“空”、“寂”、“闲”的境界,正是佛教禅宗的心性学说的艺术投影.
再次,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造成画面的和谐与美感.但孟诗往往止于情与景的交融,而王诗除促使情景交融外,还将“理”字打入其中.因而,在王诗中,我们常常可以捕捉到“哲学沉思的精灵”.这种哲理,尽管在很大程度得力于禅趣,但毕竟使王诗的意境变得更为高远.所以若论意境的浑成,王不如孟；若论意境的高远,则孟不如王.
第四,从手法看,五诗往往虚中有实,动中见静,孟诗则往往直写其实与其静；同时,王诗比孟诗更善于取景、造型、布局,也更注意冷色调与暖色调的映衬,画内景与画外音的配合.相形之下,王诗手法较为多样,孟诗手法较为单调.即以王的《鹿柴》一诗而论,诗人是以实写的一角显示整体的空灵意境.夕阳的暖色淡淡地罩在阴寒的青苔上,更衬出空山中的幽冷.山谷中传来人语的回响,愈显出深林里人迹罕见的寂静.画面色调的冷暖互补,与画面内外的动静对比相互烘托,使有限的画面延伸到画外无限的空间.所以能如此,当在于王维既熟谙诗法,又精通画艺和乐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辨析王、孟诗各自的艺术风貌,如孟诗的语言平淡简朴,王诗的语言清秀工巧等等.总之,王、孟诗同中有异,各具个性.前人早已作过比较王、孟诗风异同的尝试,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譬诸释氏,王佛语,孟是菩萨语”等等.这就启示我们：既要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又必须深入透视灵光如何在王、孟等代表作家各自的艺术追求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