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得过状元的有那些?

中国历史上得过状元的有那些?
中国历史上得过状元的有那些?

中国历史上得过状元的有那些?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 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 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易于巴蜀之道.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
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动乱,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科考状元的悲哀.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孤贫寒酸的 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各朝历代,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他们成为庶民百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