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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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近代中国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应该是广东地方政府高一《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教材第13页云:“英法联军在

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
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

中国近代最早的地方傀儡政权是什么?
近代中国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应该是广东地方政府 高一《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教材第13页云:“英法联军在广州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还成立了占领委员会.卖国贼柏贵仍任原职,为外国侵略者维护殖民统治秩序.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地方傀儡政权.”课本未指明“傀儡政权”是占领委员会还是柏贵的广东巡抚衙门,极易给学生造成前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的错误印象. 其实,根据《中国近代史通鉴·鸦片战争》所载,近代中国第一个傀儡政权应该是“广东地方政府”,包括广州巡抚衙门和两广总督府.以下是《中国近代史通鉴·鸦片战争》所载部分内容: 1857年10月,当西方殖民者屡次提出无理的“修约”要求遭到拒绝之后,英、法两国分别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派全权大使额尔金和葛罗各率本国侵华军队齐集中国香港.11月,在与先后到达香港的美使列卫廉、俄使普提雅廷策划密谋后,于12月正式作好了大举进犯中国的准备. 12月12日,额尔金和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进入广州城“修约”,英军把守河南地方(今广州人民桥南岸西侧)及附近各炮台,并限令10日内答复.倘不答允,即“令水陆军兵,力攻省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冥顽不化、妄自虚骄的叶名琛,不但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荒唐地“扶乩”问神,胡说什么:“此事我有把握,可保无事.……大约过15日便可了结”(华廷杰:《触番始末》卷中),在荒诞不经中丧失了备战的宝贵时间.26日,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谍,并限24小时内答复.对此,叶名琛仍置若罔闻.28日清晨,英法联军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29日,联军攻陷广州城,堂堂清朝地方头等大员、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沦为英法联军阶下囚被解注香港,不久又被押赴印度. 叶名琛被俘后,腐朽昏愦的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可耻地竖起白旗投降了.其实,早在1857年侵略军攻广州前,柏贵就串通穆克德纳暗中与英国侵略者勾结(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侵略军第二次攻广州时,柏贵又极力主张投降,并企图说服叶名琛,遭到叶名琛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和总督联系的柏贵就自行决定竖起白旗投降了. 柏贵(?-1859),字雨田,蒙古正黄旗人,额哲忒氏.1819年中举,充实录馆眷录.1824年议叙知县,以后在甘肃陇西、广东东莞等地任知县达10多年.1841年升为南雄直隶州知州.1852年3、4月间被任命为河南巡抚,7月调署广东巡抚,12月实授. 投降以前的柏贵历来就主张对侵略者妥协,在入城问题上迁就英国,以求苟安,对民众的反英斗争则予以镇压.投降伊始,柏贵就积极的配合侵略者“只对官府,不扰百姓”的政治宣传,与穆克纳联名发出告示,谓:“和议可定,城内士民毋惊恐”(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以涣散民众的斗志,瓦解群众的力量.尽管如此,侵略者仍对其抱有怀疑态度.叶名琛被俘后,柏贵、穆克德纳也被软禁了起来.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柏贵联合穆克德纳等会街上奏,弹劾叶名琛,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叶名琛的头上,认为是由于叶名琛办理夷务不善,才遭至联军的进攻,广州的失陷.这样,他既卑鄙地向侵略军表白了自己卖国合作的态度,又使咸丰帝迁怒于叶名琛,博取了双方的好感.叶名琛被撤职后,柏贵升迁为署理总督.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为了尽快稳住局势,在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后,继续承认柏贵的巡抚资格.对此,柏贵感激涕零,传谕司道各员:“定明日与夷官下山回署,宜盛服将事,且令多备轿马仪从到山”(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在英军的监视下,柏贵回到自己的巡抚衙门,并依英军的摆布举行了复职仪式.据额尔金描述:柏贵复职典礼是“在相当隆重的仪式中举行的,表现出联军是处于主子地位,而柏贵则是在他们的宽容之下行使他的职权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根据复职条件,英法联军任命了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组成了所谓的“联军委员会”,负责管理由130名英法士兵组成的巡防队,分别负责城内与城郊的治安.另外,他们又“将督抚广协三标军器向局查点封记,旗营抬枪全数收缴,并请抚宪调回各巡船、拖船、交夷兵管带,跟同缉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管制”. 尽管柏贵卑躬屈膝地为联军竭尽犬马之力,但侵略者并不真正恢复他的权力.他们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柏贵的活动.柏贵向皇帝呈交的奏折,先要由他们审阅、修改、定夺;向民众发布的告示,须由他们批准;皇帝下达的谕旨也是由他们接收.柏贵居于署内,外面由侵略军把守,来往人员都要接受严格盘查,内外消息隔绝,甚至一度柏贵出来散步,也必须得到联军的许可.在这种严格的监督下,“柏贵和他的下属曾经偶或有不恭顺的表现,但是马上就被制止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柏贵对这种傀儡的地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竭力为联军效劳.他曾多次对外发布类似“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嗣后不得再呼‘鬼子’,如遇夷人下乡,官民皆当以礼款待”(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的通告.他为了制止团练进行反侵略活动,公然威胁:“有擅敢借词团练者,照叛逆治罪”(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入城始末》).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傀儡地位,不惜说服同僚放弃抵抗的主张.1858年6月,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抵达广东,官吏王云珊准备前往迎接,病中的柏贵特意托王云珊转告黄宗汉“鬼子万不能打”(转引清史委员会编《清史人物传稿》).柏贵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859年1月4日,有一队侵略军闯入石井乡,“乱放鸟枪”,打死农民数人.当地团练和村民发枪自卫,也打死侵略者数人.于是,巴夏礼就一面胁迫柏贵惩“凶”,一面“整兵报复”.1月8日,有侵略军2000余名出北门赴石井一带,“水陆并进,枪炮齐施,附近乡村寸草不留”.同时,抢夺茶叶无数箱,当夜驻扎石井,并烧毁了该乡团练局.在尽情的焚烧劫掠后更大肆杀戮,“杀老弱男妇30余人”.此后侵略者趾高气扬,遍张告示,宣称:“嗣后我大英大法之人到处游玩,各乡能以礼义相待便可相安无事,倘有抗违即以处石井之法处治之”.对此事件,柏贵事先“知其将有大举”,事后又“委员护送”,并“谕地方官于夷人至后先以酒果礼之”.(以上均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这些充分暴露了在英法三人委员会控制之下的广东地方当局的奴才性及柏贵的奴才相. 在英法控制下的柏贵的新作新为,遭到了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强列反对,不少官员上奏弹劾柏贵,咸丰皇帝也因感到柏贵为英法控制,因此,凡是重要的谕旨均不发给柏贵,而交广东绅士罗惊衍办理,柏贵成了大清国虚没的巡抚. 由于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加之联军的压制,有识同僚的抨击,人民的反对,柏贵忧郁成疾,于1859年病死. 柏贵死后,广东地方政府的傀儡地位并无丝毫改变.1858年6月,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同样是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就在巴夏礼报复石井事件,在石井烧杀抢掠后,来到三元里时,黄宗汉怕人民反抗,暗地派人在巴夏礼将到时,“穿衣顶出乡迎接,礼以菜果”,暗示巴夏礼“乡内人多,恐其惊慌滋事,请毋再进”.当侵略者又声言进攻惠州时,黄宗汉惊惶失措,连忙“嘱省城官绅乘机开导,毋动辄率领兵船,声言赴惠,俾贼匪乘虚而入……”(转引列岛编《鸦片战争论文史专集》),足见黄宗汉对侵略者的顺从及对人民反抗力量的敌视.不仅如此,他还企图抹杀广东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所发挥的伟大作用,在他给皇帝的奏折中竟然声称:“粤东人人有杀鬼子之口,无杀鬼子之力”. 以柏贵、黄宗汉为首的广州地方政府在英法联军的控制之下苟延残喘,而人民在这一时期则掀起了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一些下级官吏在人民反侵略斗争情绪的推动下,曾给予积极的援助和引导,帮助组织团练并计划进击广州城.1858年6月初,团练局领导下的东莞勇向侵略者发出挑战书,巴夏礼率大队人员出城企图扑灭之.东莞勇预先节节理伏于树林僻径,等候侵略军深入林中,突起截杀,歼灭敌兵数百人,并乘胜追击.侵略军自顾不暇纷纷逃窜,陷入水田者皆不能起,巴夏礼本人也从马背上被击下,几乎被俘.自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敌人固守城内,挑诱不出”(《触番始末》卷上),人民就在城外“每夜于附郭地方放流星射入城中,欲以起火”(《中西纪事》第13卷).即使是在城内,纵然侵略者进行了严密的防护,也还不时发生英法士兵被击杀的事件.“城中埋锅箭者有之,暗布地网者有之”(《中西纪事》第13卷).居民们更是常常“三五人预伏城内要路敌兵出入之处,或清早开城,因突起杀之”(《触番始末》卷下).这样,侵略者整日扰扰不宁,最后只得把城内大街和内城附近观音山一带房屋拆毁殆尽,企图以此来防止人民的击杀. 从广州城陷落、英法三人委员会成立、傀儡政权粉墨登场以来,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侵略斗争.英国政府报纸在最初时曾公开宣布要“把广州保留在自己手里和领有加尔各答一样”.但是在人民的不断反抗下,深切感到人民“防不胜防,知距城之难难以久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最后不得不打消这种妄想,于1861年10月21日退出广州城(同治朝《番禺县志》第22卷).英法退出广州城固然有清政府的努力,但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广州摆脱了三年多英法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的统治,重又回到了中华民族手中. ☆玉雪纷飞じ 回答时间 2007-12-24 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