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复辟时为什么要求全国民众尊孔祭孔?

袁世凯的复辟时为什么要求全国民众尊孔祭孔?
袁世凯的复辟时为什么要求全国民众尊孔祭孔?

袁世凯的复辟时为什么要求全国民众尊孔祭孔?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是封建社会维持统治的思想核心和精神支柱.
　　尊孔祭孔就是为自己的复辟营造舆论氛围和思想基础.
　　1911年以后,中国进入又一次思想大混乱时期.旧的封建国家已经消亡,新的共和制度尚未建立,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则相互搅动、撞击.辛亥革命次年,在康有为的推动下,上海孔教会成立,并开始策划祭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站在没落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
　　在袁世凯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野蛮落后的封建观念习俗的大泛滥.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
　　早在1913年9月20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为大祭,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认识到,把这个“圣人”抬举出来,足以增强自己战胜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七点半礼毕回府,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
　　在祀孔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1914年3月11日,他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他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1月3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惯的新现象及清末就有的腐败风气,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说：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托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把这个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看着,“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
　　袁世凯称帝,所进行的尊孔祭天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再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圣衍公”孔令贻为“郡王”.可以说,正是“儒教中国”的思想土壤与袁世凯有意迎合这种土壤而摆出来的“尊孔”姿态,使独裁专制的帝制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没有被人们真正从思想上抛弃,帝制的思想土壤仍在.
　　正因如此,即便袁世凯死后,蔡元培还说：“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袁世凯值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世凯情结以及渴望袁世凯情结悄然安栖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只要这样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荡旧涤污,袁世凯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便会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存在.儒家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思想,无一不是“君臣大义”的安栖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