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

《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
《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
《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

《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史伯对桓公问》中,就“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谈你对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认识.
这是《国语 郑语》中的两句“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意思是讲一种声响不成音乐,没有听头；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一种味道不成美食,没有吃头；一种事物没有比较,无法品评.我没有读过《国语》,这句是前些天在看凤凰台的节目中无意看到的,觉得很震撼——原来2000多年前的祖先就讲出如此深刻的哲理!我不由自豪于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想写这个话题很久了,可是最近忙得团团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正好转段,征询意见,整理意见上报局领导,宣传报道,占去了大量的工余时间.正常的视导、科研又不容怠慢.刚开完意见征询会,离下班有点时间,我还是写下这个话题吧.
　　缘起是在博客留言中有学校的老师谈到对比喻句的辨析问题.我前些天在某所学校讲座,举了一个例子：当老师在辨析比喻句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从语法分析上思考,并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在留言中就有老师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不断探讨.我从中引发的思考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的观念的确要更新啊!
　　我们知道,语文是研究语言文字的,而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固有的教学传统使我们的语文老师依然存在一种观念,就是语文也要答案唯一.新课程已经进行7年了,所提倡的尊重个性的理解,多元的答案等理念依然是离我们老师很远,固然有考试评价机制滞后等原因.同样也有我们没有从自身观念更新的原因.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广东话当中的“搞定”、“买单”等词语,用在普通话表达中是不规范的,而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已经正式收入作为规范的现代汉语了,因为使用的人多嘛,已经普遍得到认可.再如“雷”以前是个名词,现在我们很多的报纸杂志都用作形容词,如很“雷”人,做动词“雷”到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语文因为是不断发展,是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的.
　　再有,就是从逻辑上,我们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我那天举例子的时候,也说,用语法分析的办法来辨析比喻句,有较大的准确率,而不是百分之一百,而是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老师,有时候看问题不妨换个角度,这样可能会更便捷.我们不能以某一个例子就否定大多数,我记得去年华师的现代汉语的博导周国光教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某一个概念的内涵,就讲了好几派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周老师就讲了这样的话：语法、词法至今还没有唯一的定论,因此我们的汉语教学要关注语言的发展.还有,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无论讲汉语还是文学,或者文学评论,老师都会给我们讲各家观点,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唯一的答案,事实上如果答案的唯一,何来我们的语言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出来当老师,我们却忘了这些学习的根本了呢!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为什么要继续教育?就是要关注自己所教学科的发展,这样你的教学才有发展,学生才有发展.
　　观念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改不改在于教师自身.今天在会上听到一位人大代表提到的对教育的意见是：要更新教师的观念,不要老是坐井观天,只有“面向大海,才能赢得春暖花开”的未来.
　　温家宝到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以相辅相成.”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差别,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发展道路.这个着名命题出自《国语·周语》,是对“和”与“同”这对范畴的最早探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则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长有的.
　　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司徒郑桓公面对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与史伯讨论天下大势与全身之道.史伯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他”指不同事物或构成事物的不同元素,而这些不同事物或元素的差别共存或有机结合就是“和”.而“同”则是简单的同一,是相同事物或元素的机械累加.“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世界也将无以存续.
　　史伯可谓那个年代的最顶尖知识精英,也是统治阶层中具有远见的开明人士,他的话对君侯而言堪称振聋发聩: 唯有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悦耳动听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佳肴是“和五味”的结果.如果“去和而取同”,就会“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以此治国,就会排斥异己、独断专行,离灭亡就不远了.反之,和而不同,则天下“和乐如一”,将臻于政治开明、社会和谐之境界.可见和、同之辨,天下祸福兴亡所系焉,君侯不可不察.
　　到春秋中晚期,着名政治家晏婴与齐景公对此又进行过一番讨论.晏婴拜见景公时,景公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景公的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景公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其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这是在尖锐批评说,巧言令色、一味讨好齐景公的大臣梁丘据之言行绝非“和”,只能叫做“同”.他解释道,“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味道,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就减少调料.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百姓没有争斗之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水,谁能吃得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能听得下去?不应当同一的道理,就是如此!
　　晏婴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这与史伯从五声、五味出发阐发“和”与“同”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君臣关系中应当遵循“贵和去同”的原则,是优秀政治家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共识.
　　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明确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经孔子的这番提炼,“和而不同”成了儒家划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这里,“和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意思是君子讲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小人才盲从附和而不讲和谐.朱熹《论语集注》：“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因为没有乖戾之心,所以君子之间能和谐、协调；相反,小人因为有阿比之意,所以人云亦云,阿谀附和.近人康有为曾就朱熹的思想发挥道：“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合,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论语注》,中华书局 1984 年 1 月第 1 版,第 202 页）.
　　弄清了“和”与“同”的真实含义,就不难理解其在治理上的意义了.王德颖先生说：“人们常说,举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为政者要像高明的厨师一样,把各种原料和作料加在一起,过则泄之,轻则济之,恰到火候,烹调出大羹之遗味.为政者又要像指挥大师,发挥每一件乐器的最佳音色,疾之徐之,抑之扬之,演奏出和谐动人的交响.但要做到和,就必须有胸襟、有气度、有高超的技艺,兼听则明,有容乃大,甚至容得下乖戾逆耳之音,然后刚柔相济,以成其政；如果偏听偏信,惟朋党之言是从,那就有阿比之意,是同而不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