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近代史作业.题目是我心目中的近代史人物.写的好.分就给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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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在看待历史人物的业绩时,最喜欢注重他们富有戏剧性的、布满诗意的时刻,这是最轻易的观察方式.其实,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都经过了孜孜不倦的长期预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坚忍不拔的努力,经过思想上、行动上、组织上的苦心孤诣,而这些,一般来说,很轻易被忽略.就像李鸿章,有谁注重这个人在洋务运动中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汗牛充栋庞杂无比的细枝末节呢?从正在编撰的《李鸿章全集》来看,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万－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约2500万—2600万字.这些,都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而李鸿章的书信和奏折,有很多,都是在晚年办洋务时写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既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进程中的深思熟虑,也有碰到困难时的想方设法,以及遭遇阻力时的无奈和郁闷——在给友人和家人的书信中,李鸿章经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话狠狠地骂人,以发泄自己内心积淤的怒气.
李鸿章应该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在繁忙的事务当中,李鸿章一直坚持着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这一点,应该是相当不易的.一有时间,李鸿章就阅读一些西方的著作,并且对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进行着思考.他曾经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抑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那段时间,李鸿章在与友人的信当中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所有外国都在实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气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非凡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时,虽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总体愿望,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李鸿章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因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国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决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庞大的中国有所改变.
1860年以后,李鸿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他的洋务运动了.起初,这样的行为,源于“同治中兴”的背景.1861年咸丰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开始了自强运动.从1862到1875年,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要求地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大多数地方,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行动力,只是做做样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鸿章办理洋务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呢?从表面看,李鸿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大清的军事力量.所谓的“洋务”,实际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鸿章就是想通过这场运动切实地学习洋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是以技术入手的,这是表面,但在深层次上,李鸿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这种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竞争性.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他自觉地继续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想从古代来找寻相应的历史经验：“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在这里,李鸿章已把自己的洋务运动,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变法了,这样的想法也让他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受到的惩罚；同时,李鸿章也想以自己的聪明,尽量地避免失败,以追求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在当时,李鸿章洋务运动声势弄得很大.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看起来大包大办,同时,也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系统性.这样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鸿章已顾不了那么多了.草创时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计划.并且,李鸿章事无巨细,都得自己亲历亲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
执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做点事.这也怪不得李鸿章事必躬亲,在当时的那种状况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无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琐的事务压在了李鸿章身上,在层层叠叠烟锁雾绕的关系与事务当中,李鸿章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变得焦虑了.虽然李鸿章在表面上一直举重若轻,但在内心当中,李鸿章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的.更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沉静无语,对待一些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李鸿章就是这样开始了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李鸿章一直不算是一个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虽然李鸿章一直有着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程显然缺乏系统的认知,他的世界观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也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整理得严丝合缝.李鸿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别人争论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挪动着脚步,低调地做自己的事.这一点无疑是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对于当时的状况而言,在众多问题上,并不适合争论,也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显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们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像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实事求是.李鸿章就这样走了一条最捷径的路,走得义无反顾.可以说,李鸿章洋务思想也是在他不断地摸索中趋于成熟的,虽然李鸿章的整个洋务思想体系并不完整,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
李鸿章在诸多事务上表现了他实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经的草根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也让他形成了准确的判定力.李鸿章要的,就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当一个事物变得不甚清楚的时候,李鸿章便用最简单的利益得失来判定事物的价值.这种最基本的判定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动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借居贸易,而仍日益强大,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是主张更多开放通商口岸的,在当时,一个朝廷大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表达出反面意见,可以说是相当不轻易的,也是需要相当胆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