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赵翼国家不幸诗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如何理解赵翼国家不幸诗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如何理解赵翼国家不幸诗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如何理解赵翼国家不幸诗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略论“穷而后工”
　　齐萌 pb101031
　　摘要：“穷而后工”命题是欧阳修在诗论史上留下的光辉理论贡献,也是古往今来颇具迁客骚人所争议的题目之一.命题首次阐述了现实生活、作家经历与文学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呼百应、流传千古.对于宋代文学家进行创作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时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的理论并非突然,而是有着深厚的铺垫.由本溯源,这种观念上始于《孟子•告子下》中,“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讲述了人之所以能成就大事业,是因为先历经磨砺,告诉我们逆境出人才的道理.而后又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 “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有许多相通之处,“发愤”是出于痛苦的人生经历,恶劣的生存境遇.但“穷而后工”的理论直接先承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所著：“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韩愈从“物不平则鸣”的自然现象中推导出言语、诗文亦是 “人不平则鸣”的产物.
　　历史溯源的方法的在探索“穷而后工”命题的来源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欧阳修自身的哲学思想也对其理论体系的催生起到重要作用.欧阳修易学思想成就在宋代易学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黄黎星先生撰文指出：《易》中所著,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若干句话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 这种说法也深得汉之后历代易学家所共持.欧阳修也指出此为“圣人之言”.所以现今学者普遍认定《易》是“穷而后工”命题的源头始祖.
　　二
　　韩愈在“不平则鸣”论说中所指的“不平”大体应分为两层含义：一类是诗人有感于物而触发心情不平静,“不得已者而后言”,心情跌宕起伏,欲吐为快.他说“天将和其声,使鸣国家之盛”如禹、周公、孔子等以文鸣道,另一类是悲愤交集,“穷饿其身、丝绸其心肠”所发出的呐喊,如屈原、司马迁、陈子昂、孟郊等.
　　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荆谭唱和诗序》中进一步阐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说明从文章的写作主旨和精神实质上来看,韩愈更倾向于“自鸣不平”的不平之鸣.封建社会里,往往身受诽谤、怀才不遇的士人学子更易产生不平鸣,也只有他们的作品饱尝着对社会腐朽、黑暗政治的深刻感受和清醒的认识.这些作品的确是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的真实呼声.在《送王含秀才序》一文中,他认为“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陶潜、阮籍的一些诗歌寓意深刻,看似退隐避世之作,实则是他们无法平静内心,“为事物是非相感发”的不平鸣,读出了诗文的弦外之音,颇有见地.
　　“不平则鸣”、“自鸣不幸”的论说远开宋代士人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自觉精神.从侧面呼吁学子,要想成为一名善鸣者,只有积极投身生活,以发自内心的真实去体验生活,从而产生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发掘出现实生活的真谛,才能创造出真挚感人的作品.
　　欧阳修远承先哲的思想体系,第一次明确提出“穷而后工”的理论,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阐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於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以梅尧臣为例,认为“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这些话语很好的论证了生活境遇的不同对作家文学创造的重要影响.身处于贫困恶劣的环境中,更能刺激作家们深入生活,明察秋毫,接触到真实的社会,体察底层阶级的苦楚,产生深切的心灵碰撞,从而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正所谓“愈穷则愈工”.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秉承儒家教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实则不然,居庙堂之高却时常受制于名利权位,以“独善其身”来保全官场平安或飞黄腾达,处江湖之远因脱离了功名的樊篱,常常能够推己及人,忧国忧民,发出慷慨正义之音,达到兼济天下的壮举.
　　欧阳修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唯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穷而后工”中“穷”同韩愈主张“不平则鸣”的“平”亦有相似之处,不单单指生存境况的苦寒恶劣,又是指精神上“穷而不达”,宦途失意,无辜而贬谪,空怀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穷途末路之时把自身所受所感“不得施于世”的忧虑无奈寄予在字里行间,所发出愤愤之音.达到诗歌内容丰富饱满,令人潸然泪下的效果.
　　从物质生活上讲,也分为二类,一种是作家终其一生凄苦贫寒,仍坚持着对文学的喜爱,用文字写意了自己人生感悟,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自古人言,“郊寒岛瘦”一词道尽二人所经历的苦楚.
　　另一种就是作家历经世事变故,由极其显赫落下万丈深渊,饱尝沧海桑田,人生酸甜苦辣后,用尽毕生心血写出的血泪史.如果曹雪芹没有经历大富大贵到穷困潦倒的巨变打击,一直作为浪荡公子在温柔乡里流连忘返,如果没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创作,那就不会成就今日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作品《红楼梦》.
　　精神上的“穷而后工”,就是“由穷困到通达”了.并非物质生活发生翻天覆地份的变化,或是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伯乐难觅,郁郁不得志.精神的“穷而后达”往往是寄托着作家于国忧思,百姓兴亡的思量,孕育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庾信早年作为梁朝文学侍从,和徐陵一起写尽明艳浮丽的宫体诗,以致于宫体诗又被称为“徐庾体”.后来适逢“侯景之乱”,庾信出使西魏,梁灭亡后,庾信羁留北方.虽然之后他出仕于西魏和北周,一路加官进爵,政治上的先达更甚梁朝一筹,但国故国乡关之思,身世飘零之感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他的内心世界.纵有万贯家财在侧,生活也少有易趣.这种无处是家的哀愁,腼颜事人的耻辱使庾信后期的文学作品一洗早年浮艳,内容题材情真意切,并且凝聚出了雄健苍劲的风格.难怪杜甫对他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啊!
　　又或是久居权位,纵横天下,享尽了世间富贵荣华之后,返璞归真,归隐山河的“穷而后达”.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回江宁时,写下了广为流传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时虽尚处于王安石创作的中后期阶段,但其创作此时开始显现出“穷而后达”的特色,隐约流出希望归隐避世的想法.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得以归隐山田,生活虽然简朴,却未显拮据,但是面对变法失败、树倒猢狲散的现实以及人到暮年,体衰多病的惨景,让他开始倾心于文学创作,这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成就上也远高于其他时期,如《怀钟山》
　　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钟山,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
　　王安石晚期作品诗歌先习李商隐的风格,意在表达朦胧的意境.无复尘埃,恍然如梦,暮年惆怅之情别上心头.
　　穷是作家的不幸,但却是文学的万幸.恰是因为物质、精神上的“穷”,才能够激发人的心灵的感悟,激活人内在的潜能,之置于死地而后生,爆发出激昂悲慨的创作能力,成就流芳百世的奇文.这也体现了易学中物极必反的道理.
　　紧承韩愈,欧阳修也坚持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对于提高诗文质量有积极作用.提倡言之有物,切中时弊.欧阳修在担任庆历二年科举主考官时,一改历次科举考试“但取空言,无益时事”的流弊,规定试题内容结合朝政,广纳规谏.对于荡涤宋初靡艳文风,对确立北宋文从字顺,朴实娴雅、平易致用的新文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也赞美恩师欧阳修“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析之以至理,以服人口,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是对韩愈“不平则鸣”的继承和发扬,但是二者存在差异.“不平则鸣”更多的是强调诗文内容要贴近现实,源于生活,不作无病呻吟.“穷而后工”则是在揭示作出情真意切,潸然泪下诗文的途径.
　　三
　　“穷而后工”理论因其赞美之盛、流传之广、为历代文人所推崇,不免被后人用之登峰造极,造成乐极生悲.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工”并非只出自于“穷”,“穷”也不是“工”的充分必要条件.从文艺心理学角度上,“通达”的心境同“穷困”的境遇一样也能撞击人的心灵,产生深切体悟,一定也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穷而后工”这个命题本身是具有主观意味的,而在命题广为接受的同时被众多文人刻意夸大了起作用.
　　陆游在《澹斋居士诗序》中断定,“《诗》首《国风》,无非变者”,“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 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卿、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他甚至在《读唐人愁诗戏作》中写道,“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认为屈原的悲惨遭遇是上天给他的充分展示才华的机遇.把“穷而后工”命题偏离原来的轨迹发展向了极致,过分放大了穷困不遇对于文学创造的积极意义.充分反映了部分文人用文学完成对理想的追求,实现了自身作为士人的价值的不实之望.
　　欧阳修也作出过“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说法,这也就阐述了“作诗”与“穷困不遇”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具有辨证意义的.否定了后人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欧阳修所推崇的是把满腔热血挥洒于山水鸟兽虫鱼之间,写出饱含忧国忧民,寄托天下的诗文.“穷而后工”的论说第一次对现实生活、作家经历、文学创作三者的关系作出了一个令人首肯的阐述,对于宋代文人进行文学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