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七君子是那些?请问直着,抗战时期的"救亡七君子"是那些?

救亡七君子是那些?请问直着,抗战时期的"救亡七君子"是那些?
救亡七君子是那些?
请问直着,抗战时期的"救亡七君子"是那些?

救亡七君子是那些?请问直着,抗战时期的"救亡七君子"是那些?
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
1936年 5月 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究”,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 七君子事件
1936年 5月 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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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 七君子事件
1936年 5月 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月24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究”，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收起

“救亡七君子”就是1936年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的七为民主爱国人士：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女）、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