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国有多辉煌?

唐代的中国有多辉煌?
唐代的中国有多辉煌?

唐代的中国有多辉煌?
许多人谈起唐代来几乎神往,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两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学界津津乐道的唐长安城来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城内的市民就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在唐代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今天,我们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会得到这种感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站在午门外,你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见拙作《中国城市布局的历史轨迹与现代走向》,载《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伟又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差.在这种辉煌面前,你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你还能感到什么呢? 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后人对它的自豪,不过是现在的你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当初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你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参见《长安志·唐京城》和《唐两京城坊考·外郭城》）.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长安志·唐京城》）,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长安志·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176.4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