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什么优势

在现实生活中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什么优势
在现实生活中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什么优势

在现实生活中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什么优势
从行为人的直接心理经验证实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的当前行为都呈现出三个显著性特征：一是占优性,即当前行为是特定环境中行为人的可能行为集中的占优选择,换言之,行为人总是偏好当前行为,这意味着第一人称视角下的任何行为都满足偏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第一人称所指的范围只有行为者个人,因而,其偏好的外在一致性也满足.二是最优性,即当前行为被行为人赋予了在第一人称视角下总是最高的价值,这意味着第一人称视角下偏好的最大化条件也得到满足,当然,这里所指的偏好实现所带来的满足包含了对物质和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称为广义效用或者赫伯特·西蒙所称的抱负水平（汪丁丁、叶航②,2003）.三是无约束性,即行为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在主观能力（主要指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无限和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经过最优化而进行选择的（事实上在第三人称看来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都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根据理性行为的定义,当前行为的三个特征表明了任何行为都是第一人称意义上的完全理性行为,这样的理解对多视角性和无歧视性地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选择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解释单个行为人的非常规选择状态具有工具变量的相对优势.比方说,虽然行为人的行为有可能在主流经济学框架内是非理性的,然而,置换到自身视角来看这种行为依然是理性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中介指标从行为人的偏好序集中显示同这种行为相关的内部信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结合行为人的行为状态参数和相应的心理规律来推断行为人偏好的排序关系而进一步了解行为人的历史或预期行为.实际上,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认为,从自我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看,吸毒、抽烟、酗酒甚至自杀等都是理性行为（汪丁丁、叶航,2003）,所以,理性行为标准的划分在贝克尔的经济体系中已成雏形.
（三）理性行为的选择及其决策依据
各经济学流派关于行为人是否表现出了理性行为的争论也倾注了不计酬劳的热情.我们首先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主流经济学认为行为人事实上的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市场是建立在理性行为人活动的基础之上,即使存在某些非理性行为者,也会由于达尔文式的市场选择机制而最终被逐出市场；或者,这些非理性行为者通过学习能够演化成理性行为者（刘红忠,2003）,因此,从长期来看所有行为人都是动态的理性行为者,而市场也会内生地收敛于有效率状态；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完全理性行为.其次,行为经济学断言现实中的行为人有可能长期和系统地偏离理性行为,从而,市场可能周期性或长期性地背离有效率状态,行为金融学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侧重点是非理性行为.顺次,西蒙和新制度学派也坚持行为经济学的这种理性行为观,新制度学派与行为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新制度学派侧重于影响行为人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即关注人际间关系）,而行为经济学则侧重于影响行为人的个性因素分析（即关注个性特征）；行为经济学与西蒙的理性行为观也有一定程度的出入,前者侧重于认为行为人的不完全理性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起点,即名义上应该是最优性选择而事实上是次优性选择是源自行为人的不完全理性行为,而且前者倾向于理性行为程度较低的行为区间研究；而后者侧重于认为行为人的有限理性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终点,即名义上不能实现最优性选择是源自只能达到次优性选择这一事实,而且后者倾向于理性行为程度较高的行为区间的研究.因此,从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分析,任何条件下任何行为者的任何行为都是完全理性行为.
那么,理性行为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呢?西方经济学认为理性行为是最优化的结果.在确定性环境中,主流经济学通过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方程式来描述行为者的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对此也没有异议；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主流经济学相继建立了期望值效用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方程式来解释行为人的理性行为选择,而新制度主义却从坚持适当的制度安排的角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理性行为,同时,行为经济学通过最大化前景理论中所提出的价值函数来解释理性行为或非理性行为选择.非线性概率加权的广义期望效用理论（唐爱国, 2005）和引入了大量事件结果的有可能实现随机占优性的累积性前景理论（薛求知,2003）的新近发展为行为选择的解释提供了更优的框架.
三、理性行为多重性的进一步分析
除了从经济学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辩证和形式逻辑角度来探讨理性行为的内涵.
首先,从历史辩证和统计角度来看,理性一词的意义来源于西方社会中个人行为比较显著水平的众数性质.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物竞天择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促成了经济活动中行为人普遍的比较趋同的“自利性＋最大化”倾向,为了从理论上描述这种普遍倾向,理性行为一词便被历史地赋予了特定的自私自利含义；显见,如果西方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利他性+最大化”倾向,那么,理性行为就会被赋予利他性含义,因此,西方经济学所界定的理性行为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同时,作为语言分析学范畴的理性行为一词也具有符号变量和命题函项的功能,即如果西方学者将上述的普遍倾向指称为其他名称如“莫里”或“高金”等,那么,也并不妨碍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功能上的完整性,只不过简单地将所有数据中“理性行为”替代为“莫里”或“高金”即可.这意味着理性行为中真正值得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现象就是个人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显著水平上的众数性质,因此,理性行为的含义与个人行为普遍倾向的性质高度相关.比方说,如果将考察的范围锁定在某些宗教领域（如佛教）内,那么,这个领域内个人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显著水平的众数性质就是“利他性＋最大化”,因此,理性行为就赋予了“利他性＋最大化”的含义.同样,如果将考察的范围锁定在我国真正共产党员集体中,那么,这个领域内个人行为的普遍倾向也是“利他性＋最大化”,此时,理性行为也赋予了“利他性+最大化”含义.事实上,这种视角具有成功的经验基础,例如,当时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远远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无数共产党员和解放军官兵视死如归的利他行为,以及中国“两弹一星”不朽工程中许多宁愿放弃远远高于国内的丰厚的国外待遇而毅然回国的科学家的利他行为,显然,我们说这些规模性的共产党员、解放军和科学家的利他行为都是非理性行为至少在逻辑的语言意义上是违背事实的.因此,理性行为的内涵不是外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必须谨慎提防的背景和范围依赖性,所以,在运用理性行为一词时,加上适当的限定词就不会出现“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如“西方社会中的理性行为”的提法比“普适的理性行为”的提法更具有逻辑可靠性.
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http://www.csscipaper.com/ 全文阅读链接：http://www.csscipaper.com/eco/lilunjingji/47868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