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给美国的鸡蛋上写了什么字?

钱学森给美国的鸡蛋上写了什么字?
钱学森给美国的鸡蛋上写了什么字?

钱学森给美国的鸡蛋上写了什么字?
一代学科大师钱学森先生10月31日早上在北京逝世,各大媒体对此纷纷报道,一时成为新闻热点.钱学森对中国科学的贡献科学界自有定评,他的事业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有目共睹,钱先生的影响早就不仅仅限于科学界,他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独立、谋自强的奋斗联系起来,因而他注定终身是一个新闻人物,影响不仅仅限于科学界.今天,钱先生走了,除了可见的功业以外还有什么宝贵的东西留给后人呢?
首先是钱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他的一生验证了“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名言,为中国民族精神又添上了辉煌的一笔.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化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他是为解决当时非常迫切实际问题而展开自己的事业的.
晚年的钱学森所思考的已经不是具体的科学难题,而是整个学术研究体制、风气和人才培养问题,这也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这是钱先生另外一个方面的贡献.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曾和一位华裔教授聊天,他们都谈及：在中国,父母总关注孩子“考得如何”；在美国,父母却总是问“你在班里有没有提出什么冒尖的问题”,就是鼓励创造性思维,注重智能培养.“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钱学森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http://news.sohu.com/20091101/n267876954.shtml）
看了钱先生上面的观点我们深有感触,这触及到当代学术研究以及教育的关键.中国人一直梦想得诺贝尔奖,甚至成了一种全民“情结”.但这种“情结”当中包含着“叶公好龙”般的误区：我们只看到鸡蛋,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下蛋的鸡是怎么培养的.中国人在智力方面没有问题,不少华人在国外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为什么在国内就不行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研究体制、评价机制以及教育问题是重要的方面.如今学术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弊病,急功近利,学术道德失落,学术“市场化”,各种潜规则横行,学术抄袭、剽窃行为不时见诸报端,其中不乏地位很高、声名赫赫的人物.往往是掌握学术研究行政权力的机构或人对学术自身的规律不甚了了,还要借课题、评奖以及各种机制控制学术界,顺之者名利双收,逆之者被边缘化.学术一旦被“市场化”,真正的创新就被扼杀了.这样的体制是应该清理清理了.
同样,教育中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现在的中学教育往往不是注重培养什么创新能力（尽管创新能力被媒体、机构喊得震天响,甚至还有什么创新能力认证培养）,而是把各种有个性、思维活跃的学生“机械化”,把各种创新的灵感磨平了.我的外甥上初二的时候拿这样一道题问我这个历史学的教授：“如果过没有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形成（判断正误,此判断1分）,说明原因（若干分）”.这个问题当场就我把考住了.首先这个判断中就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如果过没有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形成”一定存在着对错,而且还有分值,不符合“标准答案”就没分.我不是专门研究现代史的,对这个假设实在不敢妄下结论.而且历史研究有这么一个共识：过去的事情是无法假设的.还有为什么的问题,那就更不好说了.见仁见智的问题,非要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在昨天,朋友谈论其孩子所在的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判期中考试试卷,其中有“案牍劳形”中“案牍”两个字的解释,孩子答得是“官府公文”,老师错曰：错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官府的公文”,缺了一个“的”就不标准,就是错误的.其实,所谓标准答案本身就不那么标准,“牍”本来是有字的竹木片,堆在案头的竹木片引申为各种文字材料,难道一定是“官府的公文”吗,是不是还有私人信件等等?如果老师从字源上对此进行解释,让学生写出自己用文字组织的答案不是更好吗?这件事情发生在重点中学,据我的同事了解,越是高水平的重点中学,“标准化”越严格,进行的越彻底.老师的理由是：平时对于孩子一定要严格要求,这样到了考试的时候才会准确,才不会丢分.老师不是没有道理,在高考的时候,阅卷者旁边就有一份标准答案,六七天内要阅完大量的卷子,不得不一目十行,那里有时间斟酌“个性答案”呢?稍微有越雷池的（而且创造就体现在“越常识的雷池”）,就被枪毙了.真是可怜老师的一片苦心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是非常负责的,比那些对学生错别字视而不见的教师强多了.而且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学教师绝对称得上是高尚的红烛,兢兢业业地照亮了学生的高考前途,最好燃完了自己.我有一个在重点中学的同学,十二年聚会的时候,大大脱相了,根本和大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联系.什么原因呢?累的.除了上课之外,每天陪学生晚自习到九点、十点,这样的工作自然有一些劳务费,但是就是你不想挣这样的“劳务费”学校也不答应,因为要对学生进行全天候管理,保证高考成绩.她也诉说了一个大堆所谓标准化的奇谈,她对此也很有怨言,可是学校的规定,没办法.我想学校多数负责人都是科班出身的,也知道这样做的荒唐,但是他们可能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么这种荒唐是谁造成的呢?不是具体的张三李四,而是整个体制,风气.
就家长而言,所注重的也是分数,分数高了考个好学校,好找工作.社会挑选人才也是看学校的牌子,看学历,工作以后,所干的事情往往与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就是那些标准化培养出来的“学问”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目前社会注重的是金钱,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学术的崇高性几乎被消解殆尽,真理的至上性也往往被抛弃,流行的是各种泡沫、沉渣.
今天大家把钱学森先生当作新闻,但愿是一种对学术、对真理崇敬的回归仪式.其实许多经历没有钱先生那样传奇、那样具有新闻性,同样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大学者们,人们的关注度要少多了,尤其是大众传媒.无独有偶,中国生物学的奠基人、资深院士贝时璋早钱先生两天去世,他去世的消息甚至没有钱先生传播得快,关注的人也不是很多.钱先生的社会影响力可能要超过贝先生,但是在发现真理这一点上,他们是等值的.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时代对这一点实在是大大地忽略了,这是对科学精神本身的漠视,倒是一位老学者的私生活被炒得沸沸扬扬,这种大众文化是不健康的.
钱先生走了,他同样留给后人的沉甸甸的贡献我想应该是上述对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痛切反思.思先生所思,做先生所念,应该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2009年11月1日星期日雪中二十点二十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