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壁借光 囊茧映雪与哪两位历史人物有关~

凿壁借光 囊茧映雪与哪两位历史人物有关~
凿壁借光 囊茧映雪与哪两位历史人物有关~

凿壁借光 囊茧映雪与哪两位历史人物有关~
茧囊映雪：车胤
萤囊映雪讲的是车胤 车胤（公元333－401）,字武子,东晋时期南平郡离县人（今临澧县柏枝乡）.
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其囊萤夜读 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鼓舞后辈,永世垂范.他功名仕途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先后曾任：中书侍郎、待中、国子监博学、骠骑长史、太常、护军将军、丹阳尹、吏部尚书,两次进爵后,被朝廷封为关内侯与临湘候.职守功勋,颇极一时之盛.
凿壁借光：匡衡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是个有钱的人,家中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你家的书,通读一遍.”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读.于是匡衡成了大学问家.

长知识

凿壁借光与沽名钓誉
经济学家的一个毛病，其实也是其可爱之处，就是对什么事都喜欢进行一番经济学分析。据说香港有一学者，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凿壁借光的故事之后，以为凿壁的成本远大于借光的收益，遂断定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他的话不无道理：在前现代的条件下，照明工具不管是油灯还是蜡烛，光芒都极其微弱，灯光穿过屋子和凿出来的洞之后，还能不能让人看得清书，实在值得怀疑。凿壁的成本则极其复杂，首先，凿壁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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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壁借光与沽名钓誉
经济学家的一个毛病，其实也是其可爱之处，就是对什么事都喜欢进行一番经济学分析。据说香港有一学者，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凿壁借光的故事之后，以为凿壁的成本远大于借光的收益，遂断定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他的话不无道理：在前现代的条件下，照明工具不管是油灯还是蜡烛，光芒都极其微弱，灯光穿过屋子和凿出来的洞之后，还能不能让人看得清书，实在值得怀疑。凿壁的成本则极其复杂，首先，凿壁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会带来可能导致纠纷的外部性或侵权问题，具体而言，则与被凿的壁的产权状态有关。如果壁属邻人，这是典型的侵权行为，会遭到邻居家的反对，多年前有邻居在我家老屋的后墙上楔了根木头橛子用以拴牛，我爷爷差点就和人家动了家伙，凿壁行为险些引发持械（铁锨、锄头）争斗。如果凿的是共有的或自家的墙，就存在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因为邻居的隐私从此不保，邻居家即使不激烈反击，也会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用什么东西挡住这个洞，如此一来，预期的借光收益也就没有了。总之，在理性假定之下，凿壁借光实无道理。
那凿壁借光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凿壁借光的故事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凿壁借光有没有道理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落后地区的农业时曾发现，那些看似落后的、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极大的理性，如落后地区的农民不愿意种植高产的引进作物，而坚持种植传统的低产作物，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传统作物抵御灾害的能力更强，这样的选择可以降低风险。张五常也常说当我们认为某种社会行为缺乏理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背后隐藏的约束条件，将这些约束条件考虑在内，许多非理性的行为就能得到合理解释。凿壁借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将凿壁借光的收益仅仅局限于“光”这种物质，这种行为的确得不偿失，但如果将其收益扩张至名誉、知名度等无形资产，并考虑到特定历史背景下，这种无形资产的特殊价值时，其合理性就表现出来了。凿壁借光的故事记载于《西京要记》，讲的是西汉匡衡的故事。匡衡何许人也，西汉的一个穷孩子，聪明、好学，一心向上，力求能加官进爵，进入社会上层。但一个穷孩子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呢？西汉还没有实行科举制，官员的选拔依靠“举荐”，这种情况下靠个人奋斗金榜题名显然不可能，要当官必须先引起具有举荐权的社会名流的注意并获得其欣赏。匡衡天资聪明、饱读诗书、谈吐优美，再加上凿壁借光的作秀，果然获得了当时的大文人萧望之、梁贺的好感，由萧望之亲自上书举荐，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先后出任过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出任丞相，建始四年（前29年）被罢黜。
如此说来，凿壁借光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作秀，同眼下影视明星绯闻缠身、学界新秀狂批成名学者，异曲同工。对这样的做秀行为，如果不考虑它的社会效益，而仅仅就事论事，局限于狭隘的成本——收益分析，然后得出“实无道理纯属虚构”的结论，则会失之偏僻，惹得作秀者们暗笑。
我常怀疑，凿壁借光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流传不息，说不定就是匡衡官做大了以后借助国家媒体大肆宣扬的结果。在看重私德的古代社会中，保持贫苦好学的良好道德形象，对个人大有好处。曾有学者用“儒表法里”来描述古代中国的统治特征，意思是说古代国家在以法律制度管理社会、约束官员的同时，还会用儒家的道德观来弥补法律供给的不足，通过社会成员的道德升华来提高统治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道德同时也是国家统治资源，私德与公德、道德与法律实难分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克林顿拉上拉链可以继续当总统，而中国某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却必须要为个人问题付出沉重代价。）国家会激励人们进行个人道德投资，比如表彰忠臣、孝子、节妇，打击奸夫、淫妇，以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增加统治资源，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过度激励问题。民间有“仁义兴，伪善盛”之说，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强调并奖励仁义道德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通过道德造假来骗取“奖金”，致使社会风气变得虚伪而骄情。常见的手段有：一、弄虚作假、道貌岸然、口是心非，跟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演的一样，官员们为了假装清廉、节俭，争买旧官服，以至于旧官服的价格比新官服还要高出许多；二、利用传媒，大肆宣扬，作家书、日记若干，并于其中自我表白、自我标榜，使自己年少时凿壁借光、年老时坐怀不乱的事迹家喻户晓；三、作秀、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万历皇帝常骂他手下的大臣“讪君卖直”，打着死谏的幌子，通过对抗皇上来博取个人名望，比如海瑞骂皇帝，风险固然高，但总算青史留名了，据说当时的东林党人，以在金殿上挨板子为荣耀，拖着血淋淋的屁股下来，就举家欢庆，庆祝从此成为社会名流……以这样的手段，一批批的正人君子、道德楷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
还说匡衡，少时凿壁借光勤奋好学不说，当官后也经常给皇帝上书，痛斥腐败，要求皇帝“戒妃嫔、劝经学、学威仪之则”，并有许多有关治国经邦的论著发表，是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名流”、“名儒”。建昭三年，原来的丞相因病去世后，匡衡凭其声望当上了丞相。但当上丞相之后，他却胆怯怕事谨小慎微，宦官专权时不敢参奏，待其失势之后才肯上书，洋洋洒洒一大堆，惹得皇帝很生气，加上他大肆圈占土地，生活奢侈，皇帝一怒之下，就免了他的职。看来，在虚伪盛行的时代里，名儒、名流和著名经济学家，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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