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朝是五代十国,请问.我想知道离北宋最近的一个朝代的 贪官的名字 事迹一定要是北宋前面离北宋最近的朝代详细点最好 最佳答案追加分晕 这么大一串 头都看晕了补充说明一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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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朝是五代十国,请问.
我想知道离北宋最近的一个朝代的 贪官的名字 事迹
一定要是北宋前面离北宋最近的朝代
详细点最好 最佳答案追加分
晕 这么大一串 头都看晕了
补充说明一下
一定要是离北宋最近的朝代 最好是宋朝灭了它就建国
要奸臣 越坏越好
简单说一下他做过的坏事就行 不要他的好事
最佳答案追加50分 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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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的不对。。。我是要北宋以前 不是以后
或者 五代十国的奸臣 任意一个也行
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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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六个皇帝的宰相——冯道其人其事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当然,这里不是来说这个故事如何的,而是看了茶壶那个关于袁世凯的帖子后,想到了冯道这个人,于是也转了这篇文章过来.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这两个人都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少年书虫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今河北交河东北）人，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都很低，但冯道却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酷爱读书，文章也很有水平。他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只知读书，即使是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先读书，书虫冯道在本地出了名，占据幽州的刘守光慕名将他召去做了幕僚。

刘守光不自量力，总想扩充地盘，还想称帝，冯道此时年轻气盛，多次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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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书虫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今河北交河东北）人，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都很低，但冯道却从小受家庭的影响，酷爱读书，文章也很有水平。他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只知读书，即使是大雪封门，尘埃满座也要先读书，书虫冯道在本地出了名，占据幽州的刘守光慕名将他召去做了幕僚。

刘守光不自量力，总想扩充地盘，还想称帝，冯道此时年轻气盛，多次劝阻，惹得刘守光一怒之下将他打入大牢，幸好朋友相救，这才脱险。也许这次事件使冯道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也变得圆滑了许多。

刘守光被李存勖俘虏杀死后，冯道也被收入河东，张承业很欣赏他的文章，将他保举给了李存勖，做了掌书记。在后梁和后唐沿黄河反复激战的时候，郭崇韬对李存勖说将领们的饭太奢侈，陪吃的人也太多，导致供应不足，请他下令降低标准，惹恼了李存勖，说让大家另选主帅。他让冯道起草这个命令，冯道劝道：“郭崇韬言语有失，不听就行了，但不能分散将士之心。假如敌人得知，一定认为我们君臣不和，那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请三思为好。”李存勖醒悟过来，马上消了气。

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这件事就这么平息了。

李存勖称帝后，先升冯道为郎中、翰林学士，灭了后梁又授户部侍郎。不久冯道父亲去世，按封建法律规定，要暂时辞官回乡守孝。服孝期间，家乡闹饥荒，冯道便将自己家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周济乡亲，自己住在茅草屋里，当地的官吏送来的东西他都没有接受，当时契丹也素闻冯道大名，想偷袭将他抢走，由于边境守军严密防备，这才没有得逞。

冯道在家乡并没有摆官架，而是亲自下地劳动，也上山砍柴，对一些缺乏劳力的人家他也尽力帮助。

真官员的风范

守孝期满后，他又回到京城，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明宗李嗣源了，李嗣源久闻冯道大名，问安重诲原来的那个冯道郎中在哪里，安重诲说刚复任翰林学士，李嗣源不禁说道：“他肯定是我的好宰相！”

在和大臣们相处时，冯道并非一味地懦弱忍让，有时也讥讽反击，同时团结一些人。加上他有度量，文才出众，日子一长，众人对他都肃然起敬。李嗣源对他的为人也很赞赏，说他当初在家守孝时自己耕种、上山砍柴、不端官架是真士大夫。

因为李嗣源的赏识，不久冯道便被升为宰相，在李嗣源这个明君手下冯道做宰相很顺利，他也找机会向李嗣源进谏。有一次，李嗣源问起他治国之道，他就说：“陛下以德得到天下，应当日慎一日，以答谢天下百姓。臣早年侍奉先皇时，曾奉命出使，过大山的关隘时由于险要，所以非常小心地拉紧缰绳，人和马都没有事。但到了平地上，就觉得不用小心了，结果从马上摔了下来，伤得不轻。此事虽小但所含的道理很大，所以陛下不要觉得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了就可以松懈点，想多享受一些，应该兢兢业业使江山永固。”李嗣源非常赞同地点点头。

有一天，李嗣源又问冯道：“天下虽然富足，那百姓过得好吗？”

冯道说：“谷贵则饿农，谷贱则伤农，这是常理。臣还记得近代举人聂夷中的一首诗《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

李嗣源说：“此诗甚好。”于是让侍臣记录下来，自己经常诵读，以提醒自己。

有一次，李嗣源拿出自己心爱的玉杯给冯道看，上面刻有一行字“传国宝万岁杯”，冯道便说：“这是前世有形之宝，王者则有无形之宝。仁义是帝王之宝，古人说：‘皇帝的宝座叫做位，怎样守住这个位叫做仁。’”李嗣源基本上是个文盲，他听不懂冯道这些话，等他走了，找来别的人一问，才明白了冯道在劝谏他，因而对冯道更加器重了。

胆略超武将

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冯道还是宰相，等李从珂起兵夺得帝位后，他率领百官迎接，但李从珂不喜欢有些圆滑的冯道，让他到京城以外去做官。

不久，石敬瑭勾结契丹灭了后唐，为稳定政局，又让冯道当宰相。这次冯道经受了一次考验，那就是出使契丹。契丹原来就想抢走他没有得逞，现在直接要他去，名义是出使，实际是想把他要走。石敬瑭不愿让他去，知道很难再回来，冯道说：“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坚持要走。其他人听说自己要到契丹去，脸色就变了，手也发抖，冯道却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道去”，大家看了流下了眼泪。

契丹王听说冯道要来了，就要亲自迎接，有大臣劝阻他说：“天子没有迎接宰相的礼节。”契丹王这才没有去。

为回到中原，冯道用心周旋。有次契丹王话中流露出留他的意思，他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为臣，岂有分别哉！”得到赏赐后，冯道便都换成薪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北地太冷，我年老难以抵御，所以早做准备。”像要久留的意思，见冯道这样，契丹王很感动，就让他回去，冯道却三次请求留下来，契丹王仍让他走。冯道又在驿馆驻了一个月才启程上路，路上也走得很慢，契丹的官员让住就住，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界。左右随从不解地问：“从北边能回来，我们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您还要住宿停留，为什么这样啊？”冯道说：“纵使你急速返回，那契丹的良马一夜就能追上，根本就逃不掉，慢慢走反倒能安全返回。”大家听了，叹服不止。

出使契丹顺利归来后，冯道受到石敬瑭的进一步重用，后晋不设枢密使后，将其职权归入了中书省，由冯道主持，政务不管大小，石敬瑭都问冯道如何处理。有一次，石敬瑭竟问起冯道军事方面的事来，冯道谦逊地说：“陛下久经沙场，神威睿智，军事讨伐之事，自行裁断即可。臣只是一个书生，为陛下守历代的成规，不敢有丝毫差错。军事之事，臣确实不知。”

辅佐石敬瑭的时候，冯道也提出过退休，但石敬瑭不准，连他的申请也不看，让人去告诉他，如果不去就亲自上门来请，冯道只好再出来任职。不知冯道是否也觉得为儿皇帝当宰相感到屈辱，所以才提出退休。但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继续去做，软弱和忍耐两种特性在冯道身上融合在了一起。

自知之明无奈保官

石敬瑭死后，石重贵继位，新皇帝不喜欢冯道，而且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只能做太平时代的宰相，没能力挽救危难，做兴亡时期的宰相，于是石重贵就将他打发到地方上任节度使。冯道并无怨言，其实他的度量还是比较大的，下放之前他曾经问别人大家对他的评价如何，这人说是非各半，冯道却说：“赞同我的人说我是，不同意的人说非，反对我的人恐怕有十分之九吧。”

石重贵在景延广等人的支持下，和契丹开战，大战了三次，最后终因杜重威投降，无兵可调，后晋灭亡，石重贵等也被迫流亡契丹。

冯道前去见耶律德光，遭到斥责，耶律德光问他：“你为何来见我？”

冯道答道：“无兵无城，怎敢不来。”

耶律德光又刁难他：“你是何等老子？”

冯道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耶律德光不禁笑了，免了他的罪，又授予他太傅的荣誉职衔。

耶律德光还问过冯道如何治理中原：“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顺着他说：“现在的百姓即使佛再出也救不得，只有皇帝能救得！”虽然有点讨好的意思，但据说耶律德光在中原不再像先前那样滥杀了。

但契丹军队在中原的掠夺终于导致军民的大反抗，耶律德光只得退兵，没等回到老家，就死在了栾城（今河北栾城）。接着，阿保机长子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被将领拥立为帝，北上囚禁了述律后。契丹的内争又给中原的抵抗提供了有利时机，被耶律德光一起带走的冯道等人到镇州（今河北正定）时，契丹军被驱逐，获得自由。当时，造反的众将士要推举冯道为帅，冯道推辞说：“儒臣怎么能做成这样大的事呢，都是众将的功劳。”看见被掠夺的中原妇女，冯道就变卖东西将她们赎回，然后派人将她们一一送回家。

晚年叙官经

在后汉冯道仍然被授予太师，生活得自由又自在，为此他还写了篇《长乐老自叙》，将他历代的官职都列了出来，他也说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如“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还有三不欺，即“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而且不管贵贱都能坚持。他说死后希望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最后，冯道说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辅佐明君完成统一大业，安定八方，所以有愧于曾经担任的官职。但后来周世宗要北上击退北汉军队时他又极力阻拦，看来他的文章中也有浮华之词。

郭威起兵灭了后汉，去见冯道，想试探一下他的看法，是不是可以称帝了，但冯道却没有什么表示，郭威见他碍事，就把他打发到徐州接刘崇的儿子来继位，没等冯道回来，郭威已经在开封称帝，刘崇的儿子被杀后，冯道回到京城，郭威又重用了冯道，让他任宰相。

老年的冯道，这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不知为何，他竟又大胆地劝谏了周世宗一次，而且讽刺世宗。当时，北汉军队在刘崇的率领下，联合契丹军，想趁郭威刚死灭掉后周。后周前方军队初战失利，世宗柴荣要亲征，冯道就反对，柴荣说要学唐太宗定天下，冯道说不必学唐太宗，柴荣说后周打北汉，如同大山压累卵，冯道又讥讽地问柴荣能做得了山吗。结果惹恼了柴荣，让他负责修郭威的陵墓，当了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山陵使。自己率领军队亲征去了，在高平大胜北汉军队。

陵墓修好后，冯道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三岁。

廉洁的不倒翁

冯道一生以圆滑著称，因为这个许多人不喜欢他，但冯道也直谏过几次。除了劝谏刘守光、柴荣外，他还劝谏过后汉高祖刘知远。因为百姓违禁买卖牛皮，按照后汉严酷的法律规定要处死刑，当地的判官反对处死，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冯道就出来反对，说牛皮不应该禁止买卖，于民不利，至于判官则是个敢于直言、赤胆忠心之人，不但不应该杀，还应当奖赏。然后冯道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他失职，没有及时出来制止这种法令的实施，以致今天害死无辜百姓，让刘知远治自己的罪，最后刘知远只好赦免了判官和百姓。

不过冯道的度量还是比一般人大一些的，有一个出身军吏的官员在衙门口骂冯道，冯道说：“他肯定是醉了！”然后让他进来，设宴招待，一直到了晚上，也没有丝毫不快和怨言，不久还升了那人的官。

客观地说，冯道在年轻的时候很有志向，也有耐力有信心，他身份低微时写过一首诗，说明他坚信自己以后必有发挥才干的机会：“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狱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与虎狼为伍不值得提倡，但冯道做官那么长时间，而且做的是宰相之类的高官，没有贪污国家钱财，没有为非作歹，还算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收起

更始帝刘玄（卒于25年），字圣公，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中国两汉之际绿林军建立年号更始的政权的皇帝。刘玄原本是西汉皇族，祖父为苍梧太守刘利，父刘子张，母何氏，汉光武帝刘秀的族兄。
新莽地皇三年（22年）绿林农民起义爆发后，因客犯法加入陈牧领导的平林兵，为安集掾。23年正月，绿林军诸部合兵击破新莽将领甄阜、梁丘赐，遂号刘玄为更始将军。二月，后因其为刘姓宗室，遂被拥立为帝，建元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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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始帝刘玄（卒于25年），字圣公，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中国两汉之际绿林军建立年号更始的政权的皇帝。刘玄原本是西汉皇族，祖父为苍梧太守刘利，父刘子张，母何氏，汉光武帝刘秀的族兄。
新莽地皇三年（22年）绿林农民起义爆发后，因客犯法加入陈牧领导的平林兵，为安集掾。23年正月，绿林军诸部合兵击破新莽将领甄阜、梁丘赐，遂号刘玄为更始将军。二月，后因其为刘姓宗室，遂被拥立为帝，建元更始。六月入都宛城，大封宗室诸将。他嫉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诛杀刘演。起义军昆阳大捷后，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阳，申屠建、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各地豪强纷纷诛杀新莽牧守，用汉年号，服从更始政令。十月，都洛阳。王莽败死后的更始二年（24年），迁都长安。
刘玄才智平庸，性格懦弱。他一朝为帝，便沉湎于宫廷生活，即位后将政事都委托于自己的岳父赵萌，放任其专权。赤眉军进逼长安时，刘玄杀害申屠建、陈牧、成丹等起义军重要将领。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单骑逃走。十月，投降赤眉，将玺绶送给赤眉拥立的皇帝刘盆子，自己被封为畏威侯，不久改封为长沙王。赤眉将张昂为绝后患，十二月，派人将其缢死。刘秀即位后，封其为淮阳王，将其葬于霸陵（今陕西长安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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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六个皇帝的宰相——冯道其人其事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当然，这里不是来说这个故事如何的，而是看了茶壶那个关于袁世凯的帖子后，想到了冯道这个人，于是也转了这篇文章过来。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这两个人都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