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大事变 观后感不要那首烂诗! 答好的给加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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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大事变 观后感
不要那首烂诗! 答好的给加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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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从上海里弄里三三两两地走出一群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穿着长衫,有些人系着领带,身着西装.他们说着各地的方言,消失在上海近郊的黑夜里.几天后,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这群人又聚集到了一起.湖面细雨如丝,那艘精巧的画舫里,突然传出了低声的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微弱的呼喊声迅速淹没在雨声中,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正在迅速汇聚,它将推动着中国革命的红船,扬帆起航.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
石库门——红色火种传播地
2001年5月22日,晨光初露,日影投射在上海那幢著名的石库门房屋上.这幢房子始建于1920年秋天,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外墙青红砖交错,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色彩.这里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一大”会址,原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带有殖民色彩的矾红色半圆形门楣,呈现巴洛克式卷涡状水草花式.粗重厚实的花岗岩门洞下,如潮的人群正从全国各地涌来,瞻仰红色火种的传播地.叩响那对黑色石库门上的闪亮铜环,人流与历史在这里交织,肃穆与景仰凝聚成一种力量.陈列柜中那些泛黄的书卷,是开启历史大幕的钥匙,而那如织的人流不断地探寻着历史的足印,留下的是一长串崇敬.
记者跟随前来瞻仰会址的人潮,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鱼贯而入.80年前,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否就是从这里步入会场的呢?
会址的建筑格局恢复得与80年前别无二致.建党80周年前夕,这里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修.会址纪念馆的流沙玲副书记告诉记者：“这所革命的老房子曾经遗失了近30年,解放后重新发现它时,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已成了‘恒日福面坊’,面目全非.”
1951年4月,经过半年勘查,中共上海市委找到并确定兴业路76号、78号 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委组织有关部门按当年原貌进行全面修缮,所有的家具、陈设均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按原样仿制.从它被发现的那刻起,对它的保护和修缮从没有停过.“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保持着这块革命圣地一如既往的风骨.
石库门下,乌漆实心厚木门内是一方狭长的小天井,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被挡在6扇落地玻璃长窗后,中央长形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紫铜烟灰缸、铜制立式火柴盒、白瓷茶具,还有一只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桌子四周围着十五张椅子.
树德里——历史的大会在这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望志路106号那扇黑沉沉的大门后,谱写着中国革命史诗的起首句,它的韵律深沉而又凝重……采访小组的记者把这里作为一个开端,探寻起革命先驱昔日的足迹.
1921年夏,操着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长江轮、坐长途火车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们朝着同一个目的地——上海汇拢.他们行动秘密,毫不声张,以至于1952年,谢觉哉在回 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他俩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乳白色荷叶边灯罩下,在1921年7月23日那天曾散发出黄晕的灯光,屋外是沉沉的夜,它像是要指引摸黑前行的路人.对着望志路寓所前门的是一畦畦菜地,四周蔓草丛生,行人稀少.
望志路106号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军阀陆军总长,“李公馆”的特殊背景和寓所周围清冷的环境,使中共“一大”在这里召开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夜幕下,代表们陆续到达会场,围坐在长桌四周,8点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距离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还不到一年时间.
出席“一大”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两位著名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与李大钊未能出席.
二十四岁的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在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之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实际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他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北京代表刘仁静坐在马林身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会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在会上滔滔不绝,讲了很长时间.
散会后,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寓所前门望志路106号是关着的,代表们经后门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离开会场.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是中共“一大”惟一一次代表全部到齐的会议.
博文女校——代表们曾经的住所
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代表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几经努力,记者被允许去博文女校原址采访.记者从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向前步行100多米,右转弯,同样是一座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刘荣珠说：“为了保护这幢建筑,纪念馆将空置的博文女校原址利用起来,有人住在屋里,还可以做些日常维护.”博文女校面积不大,二楼曲尺形走廊尽头,第二进房间是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曾住过的屋子,现已恢复原状：窗户边放着老式的小书桌,两张木板床上铺着草席,呈丁字形摆放,中间放着竹制书架,屋里一尘不染.刘荣珠说：“当年从上海里弄里认出这幢房子时,以前的博文女校已是当地文化局的职工宿舍.前些天,这里的老住户回来看过,还拍照留念了.”
“一大”召开时,有9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师生都已离校.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黄绍兰.代表们的住宿是李达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之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会议7月25日、26日曾休会两天,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根据马林在第一次大会上的提议,推选成立了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经过休会两天紧张地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然而,今天会址纪念馆的展示厅里,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却没有中文原本.一些党史专家告诉记者：“党的‘一大’起草的纲领和决议的中文文件极其珍贵,可惜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这些中文原件以后都散失了,现存的只有俄文、英文两种译本.俄文译本原存于共产国际,50年代由苏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英译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
7月30日晚,举行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会议依旧在八点以后举行.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
代表中,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当时他闹肚子,出不了门,只好独自一人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地板上.
会议刚开始不久,会场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突然闯进一个穿着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后据有关人士回忆,此人是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程子卿）,他朝四下环视一周.代表们问他干什么,那人含糊其词地说：“找社联王会长?”又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然后,匆忙退出.距李汉俊寓所第三家确实是上海各界联合会的会所,但各界联合会没有会长,也没有人姓王.马林问代表,是否认识此人,代表们都说不认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会议被迫中断,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来分钟后,法国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家,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除查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凌乱,字迹模糊,被巡捕房的人当做无关紧要的废纸,踩在脚下.闯入者一无所获,离开后,还在这所房子周围布下暗哨,监视进出人员的行动.
老渔阳里2号——里弄里的中央工作部
当晚12点左右,代表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寓所.
老渔阳里2号离会场不远,5月22日,记者花了些时间,在上海老城区一条条狭小而又繁忙的马路间寻找.在淮海中路临街的水果摊边,一位六十多岁的胖大妈坐在里弄口乘凉.她不知道老渔阳里2号在哪里,却反问：“你们是找陈独秀的老房子吧?呶,在那边,门口有块牌子.”老太太露出了一脸笑容.才十来步路,记者就看到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新青年》编辑部.黑色的大门紧闭,锈迹斑斑的门环贴在门上,看上去是上海里弄再普通不过的老式墙门.只有左侧一块汉白玉的纪念牌还能说明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记者用力地敲响门环,门里出现一位睡眼惺忪的妇女,她说：“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她指着自己居住的房间说：“里面还有一块纪念牌呢.”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堆着一些家什,在长沙发上,一块汉白玉的牌子告诉人们,这间不起眼的屋子曾是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毛泽东也曾在此工作过.
“一大”代表消失在黑夜中后,在这间屋子聚会,决定转移会址,几天后,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
历史像一位老人,从容地安排着一切.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让代表们受到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均受到监视,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后来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可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上海又近,交通方便.代表们采纳了她的意见.
茫茫大上海——寻访代表后人
对中共“一大”的采访已经进行了两天,记者在繁华的上海大街和里弄穿梭,总算采访到了全部的旧址,也采访到了众多知情人.但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们心中缠绕：“一大”代表是否还有后人在世呢?虽然“一大”距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但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片大上海的茫茫人海中,肯定能找到“一大”代表的后人.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感是正确的.就在我们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偶遇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绍康,他透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2位代表的子女生活在上海.一位是王尽美的儿子王杰,另一位是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在陈老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波折,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住宅电话号码.两位老人听说是要谈谈自己的父亲,欣然应允.
5月22日夜,记者驱车赶往康平路找寻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儿子王杰.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一听是去康平路,肃然起敬：“那里住的可都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80年过去了,上海的夜依旧凉爽而湿润,然而,租界没有了,一路行来,沿街的外企办公楼高耸入云,但早已是另一番天地了.王杰已逾古稀,当年王尽美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他还在母腹中.老人是随军南下干部,后调至上海交通局任局长,今日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习惯：穿军裤,着布鞋,随和而平易,一口山东口音,声若洪钟.谈起王尽美,老人颔首而笑：“我父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知道的不详尽,大多是听我奶奶讲的.”墙上显眼位置挂着王尽美的遗像.王杰说,这张照片还是奶奶藏在老家土墙里才保存下来的.王尽美长期离家在济南进行党的活动.反动军队知道王尽美是共产党员,经常到他莒县的祖屋骚扰,有一次还抓走了王杰的奶奶,幸好邻居凑了些钱,才赎出来.老人还记得王尽美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虽然这份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的家庭,却道出一名共产党员最真挚的期盼“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道别时,王杰老人固执地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5月23日,记者驻留上海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拜访了刘仁静的女儿刘文澜.这个名字让人感到如此熟悉.安顺路那个小区绿树环抱,鸟鸣阵阵.刘文澜搬入新居不久,屋里清爽、明亮.她长得极像照片上的刘仁静.刘文澜和丈夫陈良廷曾合作翻译过《乱世佳人》、《教父》等书,名字为人熟悉也就不足为怪.说到从事翻译工作这一点,刘文澜说：“是受父亲的影响”.刘文澜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刘仁静生活中的许多趣事.刘仁静有一次偕妻子到上海看望女儿、女婿.他和女婿陈良廷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谈着谈着,刘仁静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是党员吗?”陈良廷说：“不是.”刘仁静不再做声.刘文澜笑着说：“后来,我爱人说,我父亲听说他不是党员,一脸不高兴,他还是相信党的.”令人惋惜的是,1987年8月5日,85岁高龄的刘仁静清晨外出锻炼时,不幸被公交车所撞而去世.刘文澜说：“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开的.”告别时,我们看到刘仁静的外孙女陈造容正在创作一幅以中共“一大”为主题的水彩画：杏黄的背景下,映射出淡淡的“一大”会址背景,一团鲜红的烈焰衬托着镰刀、铁锤,欲喷薄而出.她说：“这是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创作的.”
南湖画舫——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5月23日时近正午,中共“一大”会址前,人流如潮,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挂在展厅的结尾,面对它的是南湖上那艘精致的画舫.
嘉兴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分东、西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故雅称鸳鸯湖.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为624亩.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1921年,7月30日,上海望志路会场遭到破坏后,王会悟与部分代表提前赶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租下两间房,并托旅馆的账房雇了一条游船.另一部分代表们在第二天到上海北站,乘车南下.陈公博则因30日晚开会时的变故,31日黎明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心有余悸避走杭州,到灵隐寺安心静养去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便继续出席会议,没有同行.
在嘉兴城老城区,记者找到那时被称作张家弄的马路.如今嘉兴已将其拓宽改称“勤俭路”.据当地的地方志专家介绍,旧时张家弄是嘉兴城最热闹的处所,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王会悟当年租下的鸳湖旅馆,在当地属“星级”较高的.然而,它的繁华只能在南湖纪念馆的展厅中才能看见了：两层回廊式结构,颇有气派.50年代嘉兴旧城改造,鸳湖旅馆也随即灰飞烟灭,向老一辈的人打听,才知道它的位置是今天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5月25日上午,记者找到人民剧院后门,一群剧院工作人员正在拆洗座套.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工人说,鸳湖旅馆就是这里,要说它的历史,那就长了,以前它对面是五芳斋粽子店,热闹着呢,后来拆了.
赶往嘉兴城的中共“一大”代表,或许当时就从记者所在的位置上,缓步走向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开创了一段伟大的历史.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如今成了揽胜之地,东南方那艘精致画舫停泊岸边,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红船就停靠在这前后一百米左右的方位,那时这里是很僻静的.”
1921年7月31日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借用一叶小舟登上租下的中型画舫.这一天是阴天,间有小雨,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泊在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泊船东南向斜对着南湖湖心岛的烟雨楼.湖上细雨如丝,听来如军士衔枚急走.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船舱里,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雕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
甩掉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色的湖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午后,小游船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酒龙诗虎,呼卢喝雉,一派喧闹.5点左右,湖上出现了一条小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巡逻艇,曾暂时停止开会,当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照常进行.那张被密探忽视的“废纸”,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纲明确地声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接着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下午6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城.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