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为什么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为什么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为什么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仿佛是一条无人可以逾越的规律.但看中国历史,由统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统一,或几百年一变,或几十年一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
第一,内乱.内乱的因素也多.广义的界定,内乱可以认定为朝廷内部之乱,例如党争之乱,例如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狭义地考虑,所谓内乱,主要是宫廷之乱.而宫廷之乱,又包括因为太子势力过大造成的动乱,或者因为内宫与外戚勾结造成的动乱,还包括太监擅权造成的动乱,但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皇帝本人的昏聩无能,或者滥施暴政造成的内廷与国家之乱.
中国历史上,因为内廷之乱造成朝代灭亡与更替的史实最多.以至有人说,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唐代既亡于宦官,又亡于割据.因此,自宋代开始,对于内廷之乱,特别重视,对宦官与外戚的行为严加约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你管得住宦官,却管不住自己.说来说去,还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认为,“话说天下大势,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了.
第二,割据.割据即军阀割据.秦末就有军阀割据,但和后来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那时的军阀,大多是有封号的,先封诸侯,以后割据.但社会要求统一的力量强大,所以虽有割据,不能长久,七乱八乱,走向大治.
东汉亦亡于割据,割据成为主要社会问题,近人所谓“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正是三国时代的生动写照.
唐代同样亡于割据,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的权威已然不复昔日景象.地方军阀势力日益强大,与朝廷的关系,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终于不可收拾,酿成五代十国那样的混乱局面.
割据反映的主要是王权与军权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对于军人特别警惕,采用各种方式,如最高军事长官由文官担任,实行督军制,高级军官定期调动,使兵不能识官、官也不能识兵,如此等等.宋代没有割据,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稳之时,各勤王之军,如韩世忠、岳飞、刘琦等人率领的军队,依然严格控制在朝廷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所以,岳家军虽声名显赫,但皇帝要杀岳飞,依然不是一件难事.
割据现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头,以后到了民国时期,又形成新的历史局面.
第三,起义.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历代不绝,但有大小之别.大的农民起义,能致王朝于死命,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无不深恶痛绝.视起义军为盗匪,必须痛歼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剿杀农民起义,并不简单.而农民起义的情况,又各个有异.所以,从其动机上看,统治者是对于任何起义都一定要痛而歼之的,而从其效果上看,虽拼命剿杀,也不见得成功.于是既有剿杀,也有招安,软硬兼施,交替使用.
第四,边患.边患是自西周以来就没有真正彻底解决过的大问题.周王朝东迁,就和边患有关.以后,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开始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再修造统一的万里长城,这也和边患有关.汉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实际上就是边患之战.东汉讲和亲,和亲确实起了作用.但进入晋代,北方又乱,于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其惨烈的历史时期.边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为亡国之恨,在明又成亡国之恨.边患问题之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诸如《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书的风行,皆与边患有关.
上述四种大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
边患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明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割据也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唐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
而无论农民起义,还是割据,还是边患,皆与内乱有关,这是历代改朝换代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由此看来,国家政事虽大,却又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话,即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国家机器本身没大问题,其运作是正常或者比较正常的,那么,农民起义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不能动摇国家的根基;割据自然也不会发生,发生了也容易纠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一样.从而边患也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因为你强悍,我更强悍.你捣乱可以,想亡我国家,办不到,其结果就如同汉武帝北伐匈奴一样,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们赶向欧洲,从而为汉王朝迎来一段平静的边境局面.
四乱其实始于一乱.一乱就是内乱,而内乱首先发因于皇帝,或者因为皇帝无能,或者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暴君,或者因为他年龄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为他选错了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