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优点请从正面谈谈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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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优点请从正面谈谈王莽
王莽优点
请从正面谈谈王莽
王莽优点请从正面谈谈王莽
《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刊载的何兹全《王莽》一文认为,王莽是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王莽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作者指出,西汉季年,统治阶级腐败,土地问题严重,农民和奴隶的暴动,使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对于刘家王朝,早已丧失了信心,他们祈望能有一个人出来挽救地主阶级政权,因此,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运动便应运而生.王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他凭借外戚的有利条件,比他人更为容易地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点,掌握了政权.由于王莽幼年孤贫和儒家的说教,使他深知当时政治问题所在及一般中下层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他改制是针对土地兼并,奴隶盛行、商人资本发达三个严重社会问题进行的,因而获得了中小地主的支持.
邓广铭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1952年1月25日《进步日报》)一文中指出,西汉末年的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两项要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畸形,致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故要求有一种改良措施加以缓和,借以稳定整个地主阶级的权益;由于刘姓政权腐朽无能,已不足以负荷缓和矛盾的重任,故又要求有一个新的统治政权继起.王莽就是顺应这两种要求而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的.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
作者指出,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服.
徐志祥在《王莽改制的再评介》(《齐鲁学刊》1980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王莽改制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应该具体分析.
作者指出,王莽对西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并不是象《中国史稿》所说的,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而是一种打着“托古”旗号的限田方式.作者也不同意《中国史稿》否定王莽对西汉奴婢制度的改革,他强调指出:王莽把奴婢制度的改革放在与土地问题相等的地位,证明王莽已经认识了奴婢问题的严重性;王莽解决奴婢问题的措施虽然没有行通,但他揭露奴婢的悲惨境遇却是可取的;王莽试图解决奴婢问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作者还指出,王莽在财政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改制措施,除了“赊贷”之外,并不是王莽的发明,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史槁》对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否定王莽的财政经济政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萧立岩在《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推行王田制,绝不是导致王莽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引起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在王莽改制的过程中,真正给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因而动摇他统治基础的,主要是屡改币制和轻启边衅二事.
作者指出,王莽屡改币制,目的虽然是为了打击大商人和兼营商业的豪强地主,但在经济相当发达的西汉社会,扰乱了货币制度,也给一般平民带来了不便和损失,因而使他们对王莽政权丧失了信心.王莽对外用兵、轻启边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乘机一举吞灭四周各族,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永除边患.结果,随着国内的混乱和对外战争的频繁,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灾情严重的地方,终于暴发了农民起义,初期的农民起义,并无明确的目标.直到刘氏豪强地主集团混入农民起义队伍,才打起反莽复汉的旗号,而对王莽改制早怀不满的各地豪强,也乘机起而响应,可见王莽政权是亡于地主豪强集团之手的.
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在他任内,当时的科学技术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的。
他的一些做法具有一定先进性: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
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
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
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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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做法具有一定先进性: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
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
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
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
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 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
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
(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
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 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
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
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
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
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
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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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是个被批判的人物,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行为就是改革。王莽的改革是出于改良当时已经千疮百孔的西汉社会,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的改革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比如关于土地制度他的改革内容实质是等于要恢复奴隶制社会的井田制。
谈起王莽及王莽改制,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我们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偏颇,王莽也有其可取之处。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是西汉王朝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成员之一,西汉元帝皇后同母弟王曼的儿子。成帝即位,元后专权,以外戚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所以他依附伯父王凤为生。王凤生病死后,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后来王莽便作了黄门郎。后又被封为新都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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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王莽及王莽改制,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我们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偏颇,王莽也有其可取之处。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是西汉王朝贵族大地主集团的成员之一,西汉元帝皇后同母弟王曼的儿子。成帝即位,元后专权,以外戚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所以他依附伯父王凤为生。王凤生病死后,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后来王莽便作了黄门郎。后又被封为新都侯,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三十八岁时,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平帝时,王莽复任大司马。平帝死,孺子婴立,王莽继续辅政,先后称假皇帝和摄皇帝。公元8年称帝,建立了新朝。王莽代汉后所得的天下,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为了新朝的长治久安,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制,尽管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但他的本意是想缓和社会矛盾。
一、王莽生活比较勤俭朴素,为人态度恭敬,处事看重榜样的作用。王莽虽出生在外戚豪门之家,姑母是汉元帝的皇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因病早死,未及列侯,所以王莽幼年时生活贫困。生活的艰辛使他养成了恭俭、朴素的性格,他比那些贵族子弟更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与其他官吏的贪婪豪夺不同,王莽“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为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班固:《汉书·王莽传》)他当上大司马后“愈为俭约”,“赏赐邑钱悉以享士”。以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闻知其夫人,皆惊。” (班固:《汉书·王莽传》)“每有水旱,莽辄素食。” (班固:《汉书·王莽传》)
生活节俭是王莽一贯的品质,他想为荒淫奢侈的公卿贵族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西汉王朝。王莽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过于看重教化的作用。王莽认为,只要统治阶级以身作则,注意节俭,社会上的浮华风气就会烟消云散。尤其是平帝元年,王莽长安辅政后,“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随后,许多公卿处于各种动机,“皆慕效焉,凡献田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恶衣恶食,陋车驽马”,(班固:《汉书·王莽传》)连年献田献钱,救济贫民;不仅如此,还力劝太后,“宜衣缯练,颇损膳,以示天下”;(班固:《汉书·王莽传》)从而赢得朝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许多大臣声称:“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辞万金之币,莫不乡化”。(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因此更加看重教化的作用。
王莽在改制中特别强调要敦教化,希望以此来改变崇尚奢华、挥霍无度的官场风气。在地皇元年,他起用了节俭朴素的唐尊,让他担任太傅要职。唐尊认为“国虚民贫,咎在奢泰”,要挽救危亡,必须提倡节俭,这与王莽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穿小袖短衣,乘母马拉的车,使用劣质陶器的唐尊就成了王莽推崇的表率。他让唐尊用陶器盛着劣质的食物遍送公卿,企图以此来感化他们,使新朝能弊绝风清。这种做法也未免太单纯、幼稚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王莽不去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企图以教化的方式去挽救时弊,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二、王莽十分向往周代礼制并以其为蓝本,力求寻找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方案。王莽幼年生活的贫寒艰辛,使他养成了勤俭朴素、勤奋好学的品行。年轻时,他曾经向著名的儒学家陈参学习“礼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儒学崇拜者,对儒学的崇拜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改制过程中,王莽泥古不化,企图依照儒家经书《周礼》而实行改制,最终导致了改制的失败。新朝建立后,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处处引经据典。王莽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出发,认为“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州以《禹贡》为九,爵以周氏有五”。(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还不顾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恢复了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营建东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搞的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改制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儒家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土地的兼并问题,在建始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已。……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事实上,“王田制”颁布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方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二百多年后,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他颁布了五均六筦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筦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班固:《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出,五均六筦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筦法实际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商家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蝗虫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一直反对此法。六筦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筦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袁枚:《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记载的奴隶制国家的法典,制作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在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以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而且拘泥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他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古籍中找到依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三、王莽个人比较虚浮,做事随心所欲,肆意进行改革。王莽个人性格比较虚浮,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班固:《汉书·食货志》)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改名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这种改制除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关心,更多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四、王莽在改制过程中,滥用小人和过于自负。王莽代汉以前,由于他谦虚朴素的作风,使得他清名远扬。不仅百姓称赞他的清政廉洁,士大夫们也纷纷上书称赞他的作为。就连皇帝、太后都对他赞不绝口。这样的好名声使王莽沉浸在一片甜言蜜语中,使他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致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得到,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苛薄寡恩的小人。地皇三年,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八卷) 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地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班固:《汉书·食货志》)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行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所用非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总的看来,王莽代汉及改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王莽作为一个彻底的儒家学者,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为巩固新朝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又最终导致其改制的失败。
收起
共产主义的集大成者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他用了许多很先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