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防建设

论我国国防建设
论我国国防建设

论我国国防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不断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军事强国都争先恐后地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军队建设,不断地更新军队的武器装备,提高后勤的保障能力等等,使军队的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力求保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优势.到20世纪中叶,军事发展进入到了导弹、核武器时代、热核时代,军队的摧毁破坏能力达到了极点,以致到了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限制这种能力的地步.同时,我们还面临着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和技术的较量.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而此时新中国百废待举,刚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如何进一步保卫我们的革命成果是我军面临的艰巨课题.
　　与此同时,在建国初期我军战斗力总体构成中,却存在着若干薄弱的环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科技能力的薄弱.抗美援朝战争中,技术装备的落后,使我军遇到的困难与付出的代价前所未有.聂荣臻对此教训感触尤其深刻：“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新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1]聂荣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号召人们都应具有时代紧迫感：“各个工业部门都要有个国防观念,都要为国家为人民的安危负责.”[2]我们只有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积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用尖端的武器装备我军,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因此,聂荣臻发出了“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的呐喊,“我们必须高速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不是中速度,更不是低速度.”[3]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仅对我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对我们进行核讹诈,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我们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4]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要在我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聂荣臻对国际形势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认识透彻, 1956年5月,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英、法等也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我国国军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干部培养的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一种或一种以上导弹的研制问题.中国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要掌握尖端技术的思想,“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中国,要想不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也必须拥有导弹,核武器”.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所谓道德与正义,只有实力相等才能提出来讨论.聂荣臻提出,“打破核垄断是防止核战争,保卫国家安全的最有效办法.”自从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核武器就成了一种外交语言.聂荣臻说；“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要想不再重复被屈辱的痛苦,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掌握最先进的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5]中国不但要发展科学技术,而且要掌握尖端的科学技术,要在高科技的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发展尖端国防科技既是军事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尖端国防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的重要标志,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支撑力量.历史证明,谁能占领军事科技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对这个问题,聂荣臻自然有着独到的战略目光.他明确地指出：“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他们每隔几个月就猜测一次.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器,对他们的实力政策、威慑力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6]五十年代中期,针对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聂荣臻高瞻远瞩,力主坚持搞“两弹”,他认为,我们应积极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能力.而且,“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下去,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召集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得出了“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和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结论.这一思想得到毛泽东、陈毅元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大力支持,陈毅元帅表示：一定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7]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对遏制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有着极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对此中肯地评价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8]
　　二、确定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国防科技发展目标
　　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需要确定明确的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就如同指挥战争,必须有战略规划.聂荣臻认为,有了战略规划,就有了前进的方向,有了攻关的目标.“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9]只有确定奋斗目标,我们才能把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到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攻方向,尽早地实现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技术引进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最紧缺而急需的门类补起来,努力提升我国科技水平.聂荣臻遵照这一指示精神,积极参与领导制定国防科技发展规划,1956年4月12日,聂荣臻签发了《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从发展方向提出有关国防工业今后12年的规划要求,提出发展“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五项尖端技术.这五项尖端技术当时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在正确发展战略指导下,聂荣臻领导培育的这“五朵金花”结出了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丰硕成果,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也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规划,要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立点要高.据聂荣臻回忆说,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做过明确指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0]但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科学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很少,学科和门类空白和缺陷很多；设备、仪器和资金非常缺乏；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完全是空白.这就是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起点.在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时,聂荣臻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 [11]
　　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既要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聂荣臻在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着眼未来,更加注重着眼于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前景.聂荣臻在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着眼未来,注重着眼于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前景.他强调：“制定科学规划或计划,既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想得远些,不怕失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重视客观规律,千万不要规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项目”.[12]他根据科研的特点,总结出了符合科研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在1962年2月给周恩来的报告提出：科研“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13]“科研三步棋”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预先研究与型号研制的关系,其核心是要有必要的技术储备.
　　从“三步棋”的战略指导思想出发,聂荣臻对国防科技的一系列发展项目都提出十分富有见地的意见,有利地推动了“两弹”攻关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进程.
　　在发展导弹问题上,聂荣臻指出；“搞导弹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做这一步一定要想到下一步.五院有这样的设想是很重要的,有些就可定下来,有些还要继续收集资料.地地系统就先这样定下来,要搞三班,从三班倒去考虑安排力量：一班搞中近程战略导弹,一班搞近程战略导弹,另一班搞更远的型号.由近程到洲际,中间可再搞个几千公里的,有一个阶梯可能更容易些,更稳妥些.”[1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导弹的研究工作阶梯前进,有条不紊的发展,至今它已成为国防战略武器中的一把重要的“杀手钢”.
　　在军队舰船研究工作问题上,聂荣臻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由初级到高级,现实与长远相结合的要求.并且他还特别阐述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有关部门调整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关系,确定了由“两艇一雷”（鱼雷快艇、潜艇和鱼雷）到“两艇一弹”（快艇、潜艇和导弹）的发展方针.这样一来,先通过仿制,消化吸收他人的科研成果,锻炼提高自己的队伍,进而及时转入自行设计,使我军的舰船研制工作少走弯路.
　　三、走独立自主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国防科技发展道路
　　1956年,聂荣臻坚持马克思主义重点论和两点论,结合我国实际,在《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15] 1958年8月,在签发《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5条基本经验中的第一条经验.
　　聂荣臻坚决反对科学技术上的盲目自大、闭关自守.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学习和利用别国已有和先进科技成果,为我所用.1963年5月,他在工业交通企业技术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为了更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条很重要的办法是引进国外技术和我们自己的研究、中间试验、设计工作相结合.这两方面都要搞,要结合.光是自己从头摸起,那就会慢得多；光靠买国外技术,自己没有一个班子来消化掌握并进一步发展,那就摆脱不了依赖局面.所以两方面要结合,要抓两手.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好好议论一下,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国内、国外情况）,看看要搞哪些基本技术、新工业,每项不要多,搞一两个‘样板’,向国外引进,自己来消化、运用,并且进一步发展它.”[16] 同时,他又强调了重点论,指出引进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自力更生,这一点认识必须非常明确.他认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也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技术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现代化,还是要立足自己动手,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作梦.”[17] 有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自然资源、技术、经济条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国内外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供参考利用,更需要靠我们自己加紧研究、试验.
　　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技术、设备引进的关系.“科学技术后进的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重要经验是迅速掌握世界科学技术的现有成就,避免不必要地从头研究国外早已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去安排与之相配合的研究试验,不认真花功夫去消化它,也是片面的.”[18]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目的在增强自己的自力更生能力,应该注意和我国自己的研究、中间试验、设计工作相结合,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我们学习引进国外技术成果的工作做得好,就能迅速地加强科学技术上的自力更生的力量.光靠买国外的先进设备或技术,自己没有一个班子来消化、掌握并进一步提高,那就会摆脱不了依赖局面.如果自己不搞研究、试验、设计,就消化不了,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更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引进技术,一定要和自己的研究、试验、设计工作结合,要依靠自己的队伍,而且这些工作量,对此决不能低估.1979年,他在与刘华清谈武器装备发展问题时再次强调：“我们不要只要武器,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仿制研究,从而为今后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我们自己的东西创造条件.同时,我们的外汇有限,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能什么都想买……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和技术人员的积极热忱.”[19]
　　四、系统安排,大力协同,重点突破,推进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发展
　　面对当时落后的国民经济基础和相当严峻的国防科技状况,聂荣臻认为：“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应该贯彻全面安排、重点突出的原则,分工协作,形成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体系.”[20]“科学技术工作必须有全面观点,各门学科、各门技术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哪一种科学技术是不需要的.”同时,“在全面安排的时候,必须抓住重点,而且重点还应该突出.为了组织必需的人力、物力攻克国家目前所急需的或薄弱的环节,必须有所侧重.”[21]以点带面,促进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在全面安排、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的原则指导下,聂荣臻对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一是从全局上确定重点发展尖端武器的原则,在尖端武器发展方面又进一步明确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带动了高温材料、化工材料、高能燃料、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遥测遥控技术等学科的发展；二是常规武器领域也分别明确了各自的发展重点,如陆军武器以防空和反坦克武器为主,军用飞机以歼击机为主,海军武器以“两艇一雷”为主,等等.在处理国防科技发展中的各种关系时,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在科研与生产的安排上,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安排上,以尖端为主.在尖端方面,先抓导弹,再抓原子弹,没有导弹,原子弹难起作用.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为主.由于各种导弹的技术原理差不多,地对地导弹突破了,就容易带动其它类型导弹的突破.在确保“两弹”（导弹、原子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设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他还生动地把这比喻为“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22]
　　确立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后,关键在于选准突破口.为了选准突破口,聂荣臻一直在思考：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经过认真考察、再三斟酌发现：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飞机,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科研项目也过不了关.为此,聂荣臻指出：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明确指示：“力争经过两年或三年的努力,做到过技术关,基本满足试制国防尖端的需要.国家科委要以这些项目为重点,抓深抓透.”[23]
　　在聂荣臻的领导和支持下,国防科技“开门七件事”,经过有关单位的积极努力、艰苦奋战,件件得到了落实,清除了障碍,基本上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飞跃创造了必要条件.到1965年7月,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00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百分之十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在合金钢方面,列入国家标准的二百多个品种已经大多能够生产,稀有金属的研究生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经过攻关,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有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在仪器仪表方面,经过有关单位的积极努力、艰苦奋战,从而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基本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
　　组织国防科技的全国大协作,集体攻关.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增强我军实力,尤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攻关.聂荣臻十分重视贯彻全国一盘棋,尽心进行协作的方针,他多次告诫我们：“在突破尖端方面,集中力量是非常必要的,仅是游击队是不行的,必须组织主力兵团,形成拳头…才能解决战略任务.由于我国当前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能集中全国力量来搞,不能各搞各的,不能分散力量,不能互不服气.一个研究机构、生产部门、教育部（指高等技术院校）和使用单位必须紧密结合,拧成一股劲,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要搞共产主义协作,互相帮助,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的争名垄断和相互封锁、竞争.这样,新产品、尖端的东西才能搞出来,国防科学技术才能高速发展.”[24]国防科技中的导弹、核武器、飞机、舰艇等都是十分尖端而广泛的技术领域,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包括得了的,事实上也没有这种必要.如研制核潜艇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这方面的技术和问题,应由有关部门去攻关和解决.在这里,研究院和军工部门根据研制、生产武器装备的需要,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向有关部门提出配套要求,由各配套部门去组织攻关和生产,届时他们保质、保量地提供配套产品.这样,整个工作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同步进行,既能保证项目上不重复,不漏项,质量上符合要求,也能避免进度上参差不齐,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利.
　　在全国范围内,把重大的、关键的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全面安排；把中央和地方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任务.这样有利于形成整体互补的优势.为此,在科研方面他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的思想,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他们是我国科研主力兵团中的五个方面军,这五个方面军必须大力协同,互相支援.为突破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他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对国防科研部门予以大力协助,特别是要求二机部和七机部给予对口协作.他指出,突破尖端武器研制的难关,重要的是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开展全国性的科技大协作,他把这种作法比喻为军事上的多兵种协同作战.不管是担任“主攻”任务,还是承担“协同”任务,都是为了共同实现国家的统一目标.这有利于各方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这种集中领导,主力攻关和大力协同的做法,符合现代专业化、大协作的管理原则,非常适合于对国防大型科技、生产工程的组织管理